“一带一路”开启亚洲发展第四幕，成功关键在“中国开放世界”

    学者认为中国面临“9·11”以来又一战略机遇，要推动“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

　　第四期政策坊参与讨论学者

    宿景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徐秀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

　　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复杂变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以中国为主导、专注基建投资的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东方早报近日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期“外交学人政策坊”，主题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经济外交”。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1.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国GDP历史性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这三大事件是否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2.中国经济外交对此如何回应？

　　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崛起，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转折，中国虽试图改变经济规则、开放别国市场，但并非意味着有能力、也有意愿称霸世界，此外， “一带一路”将开启亚洲发展的第四幕，但中国走出去的经验尚且不足，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外交面临战略机遇，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

　　李巍：最近世界舆论所热议的亚投行的背后，蕴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自1944年所建立起来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这一问题可有三个衡量标准：

　　一是最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是否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支撑这个秩序的国际制度的治理体系是否依然有效？

　　三是维系这个秩序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是否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贸易领域正着力通过3T（TPP、TTIP、TiSA）来重新塑造全球贸易秩序，而在金融领域美国则显得十分保守，一直在阻碍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徐秀军：我认为国际经济秩序在金融危机后的确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实力对比看，发达经济体被新兴经济体超越，同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都出现了分化。

　　其次，国际经济治理愈发倚重规则，并且新的规则不断涌现。驱动规则变化的需求是双向的：新兴国家想改变旧体系自不待言，发达国家改变规则的需求更迫切，它们希望能制定新规则建立对自己更有利的新体系。

　　第三，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动性加强。在二战到冷战之间，东西方市场受制于政治因素很少来往。冷战结束，东西方市场第一次融合，政治因素下降，世界进入真正的经济相互依赖时代。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交往加深，利益不断分化，以前在很多领域中可以互相妥协的利益已分配完毕，每一次经济谈判背后都会隐藏着政治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