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记者 龚丹韵

　　●嘉宾：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解放观点：激动人心的本届欧锦赛刚刚落幕。这段时间，围绕它的种种话题，从种族歧视到足球流氓，从当地治安到社会福利，几乎无所不包。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跨越种族、国界，成为全球人的痴迷对象和借题发挥的素材。为什么围绕足球的许多现象，是其他体育项目难以比拟的？

　　潘天舒：有国外学者曾经把竞赛分为好几种，而足球是和战争最像的运动。足球极难预测，它又不像篮球，更多依靠个人表演，也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这在足球运动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南美和非洲对于欧洲足球的贡献，就是个人技巧的代入，但即便如此，也远远达不到“个人秀”的程度。正是因为这种难以预测，赌球在足球中最为盛行。如果是排球、乒乓球等，众所周知的强队会赢得冠军，是很好猜的大概率事件。足球不行，它确实就像一场模拟的战争，始终胜负难料，扣人心弦。男性球迷通过这种观看的过程，获得对暴力的和平释放。

　　解放观点：全球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流氓球迷”却未见减少。难道是因为人们对文质彬彬的世界，试图保留一点本能反抗？

　　潘天舒：美国的棒球和美式足球，观众一直以家庭为单位，既然孩子在，他们对安全高度重视，就一般不会闹事。英式足球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进入和过度职业化，导致一些穷人看不起，足球流氓开始渐露头角，他们把看球的行为本身，当作发泄途径和反抗方式。

　　有人曾经特别研究过流氓球迷。比如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团体“刀锋”，每到比赛，都成为警察重点监视对象。有学者深入这个球迷组织进行跟踪，破除了一系列对流氓球迷的想象。过去我们总以为，球迷组织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有预谋，就好比其中有一个领袖，他带着约定好的围巾坐在看台上，一旦把围巾拿起来，就像一个信号，组织成员开始闹事。然而深入“刀锋”的结果，居然没有发现这种组织性，闹事的球迷非常个人化，有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更多是通过足球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球迷最重要的价值观是荣誉、耻辱和忠诚。通过球队的比赛，他们看到的是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处境，由此代入，比赛起伏正如人生沉浮，感同身受，在心理学的互动、全球消费文化刺激等种种因素交叠下，最终促成了这样一批球迷。

　　此外，一项运动的背后，往往代表着品位或阶层。比如斯诺克，曾经是非常大众、喧嚣的运动，后来慢慢往上爬，现在成为安静、绅士的高档次项目。而足球走的是一条相反道路，在欧洲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表。

　　解放观点：那么您觉得中国球迷，熬夜观看没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究竟是什么心理动因？

　　潘天舒：当我们只有黑白电视机的时候，就会熬夜看足球。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在弄堂里的比赛中，知道球星的名字。当时男孩不讲足球，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也因此，女权主义批评得最厉害的运动就是足球，认为它排斥女性、充满冲突。

　　当然，比赛中没有自己国家队，没有忠诚和耻辱感的代入，一般就不那么牵动心绪了。但是国际足联走向市场化以后，背后有一套强大的商业机制，层层设计，就是要来吊人胃口。看球的心理存在两个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追求的是自己的国旗升上去；另一个则是世界主义，怀着对异域风情、异地文化的欣赏和猎奇，就像现在中国年轻人如此喜欢看美剧一样，从中看到了人性共同的部分。这是现代文化的焦点所在：既追求相似的亲切感，又追求猎奇的陌生感。

　　解放观点：荣誉、耻辱和忠诚，在观看本国球队的时候，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吧？

　　潘天舒：中国足球没有职业化以前，球员的流动性不强。上海队大都会说上海话，大连队大都是东北人，容易与当地球迷建立荣誉感和忠诚感的纽带，这与英国早期球队的情况非常相似。最后，国家队代表着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成为国家的象征。

　　然而现在，大量的球员流动，已经破解了这种地方象征符号，申花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会说上海话了，一支球队在地方的植根性减弱，势必影响球迷的忠诚度。现在，中国的球迷非常多元，新一代的视野已经完全不一样，看球的渠道前所未有的多。每一个球迷，不仅是看球者，更不自觉地成为文化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