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去行政化迈出关键一步

　　高位官阶又能为获得院士之名吸附更多的学术资源，院士之名也因之成为政学两界通吃的关键环节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年初启动，这是自去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增选。根据去年底公布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舆论普遍注意到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亮点。这些亮点，反映了我国院士制度改革向着去“行政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一步。

　　过度行政化是我国院士制度近年来为舆论所诟病的焦点问题。从遴选机制来看，因为单位推荐或归口部门推荐等规定，以及评选过程中的程序瑕疵，行政力量成了背后看不见的手，经常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后，北大的饶毅教授和清华的施一公教授双双落选，特别是饶毅发表博文称：“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引发舆论哗然，院士遴选过程中的过度行政化备受批评。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意识极为顽固，获评院士之后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官阶。高位官阶又能为获得院士之名吸附更多的学术资源，院士之名也因之成为政学两界通吃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发言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背离了我国院士制度的本意。

　　针对院士过度行政化的弊病，本年度两院院士的增选办法不仅取消了单位推荐或归口部门推荐等规定，更直接规定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院士候选人，看上去有不公嫌疑，但其最大的效果在于确立了行政的边界意识，能从一定程度上斩断伸到学界攫取资源的欲望黑手。最近查处了一系列学术腐败案，表明中央反腐决心的同时，也揭示出当下行政权力资源垄断的情况，一些官员“跨界”发展，在政学商三界通吃，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形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学术结构，弱肉强食的野蛮逻辑支配了中国的学术生产。

　　学术的过度行政化非朝夕所致，破除这一弊病也不能寄希望于一日之功。两院院士增选办法的改革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这一学术生态链顶端的改革具有风向标意义，值得舆论期待。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