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令世人向往的浪漫之都,但仅仅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它在巴尔扎克笔下还形如地狱。巴尔扎克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如椽之笔,描绘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透过城市外表永不停息的狂乱,看到了“无产阶级辛苦劳动,中产阶级贪得利益而退化、堕落,艺术家阶级遭受精神折磨,以及达官显贵耽于享乐,这些现象说明了巴黎人日常生活的丑恶”。1847年,巴黎的贫富已经极为悬殊,上层资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5%,却占有75.8%的财富;下层阶级占总人口的3/4,却只有0.6%的财富。这种局面当然不可能天长地久:从1848年的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是最为繁荣也最为动荡的时代,不仅经济发达、科技进步,就连城市本身也脱胎换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雨果在出版《巴黎圣母院》(1831)的第二年,曾发表一篇名为《向毁灭古迹的人宣战》的文章,表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保护巴黎圣母院这座中世纪的雄伟建筑。他的心血没有白费,巴黎圣母院因此举世闻名,在1845至1864年间还得到了全面整修。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所看到的“毁灭古迹”仅仅是个开始,除了巴黎圣母院这样的大教堂之外,中世纪的残垣断壁大多在后来的“巴黎大改造”中荡然无存。

　　路易·拿破仑在1848年当选为总统,1851年通过政变当了皇帝,也就是被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雨果在《小拿破仑》里痛斥的拿破仑三世。其实路易·拿破仑曾因发动革命而入狱,他受到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影响,认为工作权是基本原则,为此提议政府成立工人协会,还写过一本《消灭贫穷》的小册子。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和改革者都认同他的理念,信仰空想社会主义的女作家乔治·桑更是他的亲密朋友,可见对历史人物的评说也不能一概而论。

　　路易·拿破仑上任伊始就开始实施城市改造工程,成倍地拓宽道路,全力美化巴黎,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1853年6月,他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为塞纳省省长,负责巴黎的改造工程,第一张精确的巴黎地形图和地籍簿,就是在1853年用三角测量法绘制的。奥斯曼指挥若定、大刀阔斧,在设计中施行直线逻辑,坚持对称与均衡,拆除陈旧建筑,确保街道像香榭丽舍大道那样一览无余。大道两旁广种树木,特别是栗树,以便春季花开,秋季叶红。郊外的不毛之地被改造成具有“城市之肺”功能的布洛涅林园,市内大片的公园、广场,以及歌剧院、音乐厅、大商场、饭店和延伸到人行道上的咖啡馆,成为市民的娱乐和休闲之处。长达90英里的宽敞大道大大改善了巴黎市内人员与货物的流通,使巴黎呈现出一派现代大都市的繁荣景象。

　　改造巴黎决非依靠奥斯曼一人之力,而是由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的,例如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善交通,商品的流通需要大型百货公司。饮水和环境污染造成了1848和1855年两次霍乱的流行,迫使人们注意公共卫生,奥斯曼为此决定在煤气灯下加设小便池,同时兴建庞大的下水道工程,甚至组织资产者到下水道参观游览,以便使他们放心地看到,地下没有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描写的乞丐王国。

　　第二帝国如此欣欣向荣,却在1870年突然消亡,要说明个中原因谈何容易,学者们为此从政治、经济、战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大卫·哈维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评析政治、经济、文化和建筑等各个方面对巴黎的地理、空间和景观的影响,并为此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精确的资料。例如根据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把工人分为六类,他们在婚前婚后的生活习惯,以及是否关心政治、是否酗酒等。这些翔实的资料证明,巴黎城市的任何变化都是环环相扣和互为因果的。

　　奥斯曼意图建造一座与西方文明相称的帝国之都,但巴黎在成为金融、商业、交通、文化和行政中枢的同时,也吸引了外省饥饿贫困的人群前来谋生,以至于巴黎人口密集、住房紧张、租金上涨,穷人被迫向郊区迁移。经过大改造之后,富人住在西边,穷人住在东边,巴黎在空间上被分隔成了两座城市、两个族群。

　　伴随贫困而来的往往是堕落、犯罪、卖淫所造成的危机。诗人戈蒂埃把工人居住的贫民窟比作城市里的洞穴,咒骂他们是臭气熏天和有毒的“野兽”。革命者认为只有工人才高贵,自食其力,而富人则是贪婪成性的投机者,他们放高利贷,吸工人的血,工人阶级有充分的权利起来革命。

　　第二帝国被称为实证主义的时代,是巴黎与过去决裂的时代。中世纪的作坊变成了现代工业,个体的店铺变成了百货公司,文学艺术从浪漫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政治思潮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奥斯曼下台了,但巴黎的改造仍在进行,法国社会也在继续向前发展。左拉的《小酒店》《娜娜》《妇女乐园》《萌芽》和《金钱》等小说,生动地描绘了巴黎大改造前后的法国社会,反映了这座浪漫之都浴火重生、成为一座世界大都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