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对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描述和解释,并运用自身的机制对未来进行合理的推论。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时代都拥有各自独特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法学研究必须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和思维语境之中,针对这些特定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方案,唯有如此才能够保证法学理论的现实生命力。立法学作为一门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的法学学科,显然更需要加强对立法实践的解释能力和指引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在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迈入“后体系时代”的历史背景之下,立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立法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进路又面临着怎样的改变,无疑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思考。

　　我国传统的立法学知识体系

　　传统上学界认为,从表现形式来看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学体系。第一种是带有哲学理论色彩的,从横向角度进行研究,偏重于理论层面的立法学体系;第二种是带有系统工程色彩的,从纵向角度进行研究,偏重于应用层面的立法学体系;第三种则是兼顾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将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的立法学体系。根据学界的主流观点,这三种形式的立法学体系尽管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差异,但是它们都是由立法原理、立法制度和立法技术这三方面的要素所构成的。立法原理是指与立法相关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理论表现;立法制度是指与立法相关的各种实体性规则的总和,其包括了立法体制、立法主体、立法权、立法运作、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制度;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操作技巧。受这一主流观点的影响,我国大部分的立法学著作和教材基本上都采取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三分的体系架构。在这一体系架构的指引之下,我国的立法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具有一定影响的法学分支学科,但是随着我国法学知识体系和立法实践工作的不断发展完善,立法学的这一知识体系开始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