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性论、国粹论, 滥觞于晚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它们成为旧文人旧思想护圣守旧的工具; 同时, 又是新文化新思想排孔开新的靶子。由对于国性论、国粹论的批判, 到主张国民性改造, 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由关注思想文化问题到关心社会主体——— 人的问题, 这本身就体现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化和进步。因此, 理所当然地说, 文化新人对国性论、国粹论的批判, 既是五四时期排孔开新文化主题的题中本义, 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因此, 研究晚清思想史学术史固然要重视国性论、国粹论, 而研究五四思想史学术史也不能忽视国性论、国粹论。　　

　　关键词：国性论;国粹论;新文化运动;排孔开新

　　作者简介：张艳国(1964 — ), 男, 湖北仙桃人,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批孔, 决不是一个历史问题, 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而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 现实问题, 政治理论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 , 决不是要打倒孔子及其学术思想, 而是要打掉以孔子之道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思想, 进行文化的排孔开新, 即排孔子之道之旧, 开中国文化之新。因此, 不论是打着“国性”的旗号, 还是打着“国粹”的招牌, 只要是为着维护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主义, 统统都在批判之列。批判, 决不是“拿起思想的武器”的目的, 而是打倒封建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的思想统治, 拯救我中华民族生机活力, 进行国民性改造的先导。

　　国性论与国粹论出现于晚清, 对此, 学术界已有重视并取得了相关成果。前者以王德峰编选的《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以及该书的“前言” 为代表;后者以郑师渠的博士论文《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为代表。但是, 五四时期的国性论与国粹论的表现以及它们同新文化的交锋, 换言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新文化在排孔开新中对于国性论与国粹论的态度与批判方法, 从思想史的角度说, 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一

　　普列汉诺夫说:“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 1] (第1卷p740)民国初年的复古、复辟运动, 抬着孔子偶像, 打着孔子之道的旗号, 更以“国性决定论”相标榜, 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严厉的抨击。

　　民国初年, 立足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改革、文化改革, 首先遇到了“国性论”所设置的无形阻力。为了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抗,“国性论”的鼓吹者将孔子之道内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根性” , 认为是中国人“立身立国的优势” 。

　　“国性论”的始作俑者是晚清维新运动的巨子梁启超。在民国伊始, 梁启超半是对大变革之际的“世道人心” 的忧惧, 半是为新生的民国政府提醒所应重视的社会文化根基, 他在《庸言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性篇》。梁启超认为, 一国之立, 赖于国性;国性存, 则国家立;国性亡, 则国家· 44 · 亡;兹事体大, 不可不重视。他说:“国于天地, 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 吾无以名之, 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 如人之有性然。人性不同, 乃如其面, 虽极相近而终不能以相易也。失其本性, 斯失其所以为人矣。惟国亦然, 缘性之殊, 乃各自为国以立于大地。苟本无国性者, 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 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 则国亡矣。”那么, 国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他认为, 国性是深蕴于民族内部的根本的东西, 或可谓之精神传统, 它不可以被创造, 但可以被改良。他说:“国性果为何物耶? ……则一曰国语, 二曰国教, 三曰国俗, 三者合而国性仿佛可得见矣。……国性可助长而不可改造也, 可改造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 必涵濡数百年, 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 虽有神圣奇哲, 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 终不克致, 譬犹贲获虽勇, 曾不能自举其躯也。故所有事者, 惟淬厉其良而助长之也。国性有窳败者, 有不识时势者, 匡救而改良之宜也, 如人性然, 变化气质, 刚克柔克, 凡自爱自治者固耳。”他认为, 国性的衰败, 意味着国民精神的丧失, 如此则无以维系国人之心, 就很危险了。他说:“当国性之衰落也, 其国人对于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 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 无一不怀疑, 无一不轻侮, 甚则无一不厌弃;始焉少数人耳, 继则弥漫于国中, 及其横流所极, 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全国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公共信条失坠, 个人对于个人之行为, 个人对于社会之行为, 一切无复标准, 虽欲强立标准, 而社会制裁力无所复施, 驯至共同生活之基础, 日薄弱以即于消灭。家族失其中心点, 不复成家族;市府失其中心点, 不复成市府;国家失其中心点, 不复成国家; 乃至社会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皆失其中心点不复成社会。国中虽有人亿兆, 实则亿兆之独夫偶集于一地域耳, 问所以纲维是而团结是者无有也。故一旦外界之强有力者临之, 则如摧枯拉朽, 群帖伏于其下, 古今之亡国者, 未或不由是也。”梁启超对于社会变革之际“ 国性被动摇”忧心忡忡。他说:“吾国人立于大地者五千年, 其与我并建之国, 代谢以尽者, 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于鲁灵光岿然独存, 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 其入人之深也, 此不待言而解也, 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我先民缔造之艰也, 其所以恩我子孙者如此其无极也。今也吾侪为外界所压迫所簸扇, 而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 岌岌乎若将摇落焉, 此吾所为栗然惧也。……吾国今虽未至此乎, 而其几则既著见矣。及今匡救, 犹可有为, 过此以往, 虽有善者, 末如之何矣。国人如以狂夫之言为可听也, 吾将更端以语吾国性之大本, 而商榷助长改良之道也。”[ 2] (国性篇, 文集之二十九)概言之, “国性”是一个民族在共同经历的漫长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精神传统, 它是该民族自立自存的根本性质和根本依据, 它不可以被创制, 被毁弃, 但可以被改良, 被发扬光大。

　　梁启超的思想似乎在这时有了一个小的转弯。这也正合乎文化性格多变的梁启超的特点。十年前, 他发表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新民说》, 揭起了“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旗帜。他所做的呼唤国民挣脱传统羁绊的文化工作, 曾经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 年是做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 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 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 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 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 3] (下册, p691)此时,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立了, 思想领域里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风云突起, 他却关心起“国性”来, 这必然要被守旧派文人利用。稍具一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国性” 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深厚土壤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尽管梁启超声明“君主制非吾国国性” , 试图将“国性” 与中国封建主义分割开来, 但事实上,“国性”的培育总不可能立于空中楼阁上, 再美好的“ 国性”也不能不同封建主义所提倡的孔子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梁启超的“国性论”刚刚谈开来, 马上就被尊孔复古派文人所借用。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曾经是“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导师” , 在民国时期蜕化为守旧复古派干将的严复。严复借人们关注“国性”之机, 将“国性”与孔子之道联系起来, 大肆鼓吹尊孔读经。他说:“大凡一国成立, 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各不同, 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 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 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 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中国之特别国性, 所赖以结合二十二行省, 五大民族于以成今日庄严之民国……岂非恃孔子之教化为之耶!”“盖不独教化道德,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 以经为之本原。乃至世变大异, 革故鼎新之秋, 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 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 而后反之人心而安, 始有以号召天下。……至于人之所以成人, 国之所以为国, 天下之所以为天下, 则舍求群经之中, 莫有合者。”他危· 45 · 言耸听地说:“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 其于孔子, 更无加损, 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 将无人格, 转而他求, 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 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 故曰经书不可不读也。”[ 4] (第二册下, p330-332)随后, 他在所拟立法提案中, 大肆兜售以“ 国性”为包装的孔子之道。他所谓的“国性” , 就是所谓的“立国精神” , 也就是贯穿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孔子之道。他说:“盖忠之为说, 所包甚广, 自人类之有交际, 上下左右, 皆必所施, 而于事国之天职为尤重。不缘帝制之废, 其心德遂以沦也。孝者, 隆于报本, 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 国民道德发端于此, 且由爱国之义所由导源。人未有不爱其亲而能爱其祖国者。节者, 主于不挠, 主于有制, 故民必有此, 而后不滥用自由, 而可与结合团体。耻诡随, 尚廉耻, 不不竦, 而有以奋发于艰难。至于义, 则百行之宜, 所以为人格标准, 而国民程度之高下视之。但使义之所在, 则性命财产皆其所轻。”严复认为, 忠孝节义的道德是“国性”的主要内容, 也是立国的根本, “是知过于天地, 其长存不庆, 日跻强盛者, 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 4] (p342-343)。严复晚年, 为鼓吹“ 国性” 不遗余力, 他在“遗嘱” 中所列首条, 依然是关乎“国性民德”的孔子之道:“须知中国不灭, 旧法可损益, 必不可叛。”[ 4] (p360)严复所谓“中国不灭”的依据在于几千年培育起来的“ 旧法”之论调, 正好点白了守旧派文人的文化心理。1915 年年底, 有人致函《新青年》编辑部说:“吾国之精神之国魂何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