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务工方式作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整体策略行不通。但是，在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升学或成长的关键时期，设法改变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的出行方式，不失为一种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权宜之计。

　　农村留守儿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有学者提出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方式的解决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村地方经济以减少农民外出务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工作，使外出务工父母与留守儿童重新团聚，恢复传统家庭的完整结构，使其实施有效的家庭教育功能。二是尽可能降低留守儿童的母亲外出务工的出行率，利用母亲在监管孩子方面的天然优势缓解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前一种方式的实质是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的留守状态，后一种方式的实质在于变双亲外出型留守儿童为单亲外出型留守儿童。

　　笔者认为，上述建议在理论上合理，但基于以下原因，在现实中却行不通。

　　首先，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解决该问题不能脱离“城市化”这一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从落后走向富强，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必经阶段，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试图在整体上改变这一历史趋势无疑是历史的倒退。改革开放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限制农民工外出务工政策的失效已证明这一点。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向受劳动力市场价格（工资）的调节。在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渐减少，城市工作收入远高于农村务农收入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是市场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农民工缺乏返乡回流的积极性，决定了试图让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策略在实践中难以奏效。

　　最后，受传统文化影响，母亲在家庭中担当着“相夫教子”的角色，母亲的慈爱和细心使其监管孩子比父亲更有优势，降低母亲的出行率的确比双亲外出务工更有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但是，母亲监管下的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亲的关爱和管教，家庭结构并不完整，同样存在着因为家庭教育功能不全而导致的教育问题，而且单亲外出务工往往不利于夫妻感情的巩固与培养，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和导致家庭分裂。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所阐明的，“父、母、子是铁三角关系”，是家庭稳定的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有鉴于此，将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务工方式作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整体策略行不通。但是，在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升学或成长的关键时期，设法改变留守儿童父母双方的出行方式，不失为一种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权宜之计。但需要在孩子读书，母亲“家政”，父亲“建工”三者之间建立桥梁。

　　（作者：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