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

　　9·11恐怖袭击后，配合美国反恐战争的迫切需求，在全球公民社会崛起和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动下，美国前外交官爱德华·古利恩于1965年提出的“公共外交”概念得以复兴，并借助美国强势的话语传播力量，进一步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主流话语。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念的跨国流动”，包含国际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基本类型。同一般的跨文化传播活动相比，作为一国政府主导的战略传播活动，公共外交的跨文化传播具有特定的外交政策目的，带有直接或间接的权力获取及行使特征。

　　从历史上看，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政府通过同他国政府签订条约保证美国传教士在海外传教的权利，到二战前30年代，美国政府为应对纳粹德国在拉美地区发动的“文化攻势”、维护美国在拉美“后院”的势力范围，开始设立专门的官方机构从事美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再到二战后，美国通过富布莱特项目重建战败国的国家制度，通过“和平队”项目、以及由各类基金会支持的文化交流项目作为同前苏联的争霸工具，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理念，这一历程实际同步于美国从摒弃“孤立主义”传统到迎接“美国世纪”、成为世界新领袖的发展轨迹。换言之，二战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固然体现为建立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市场和贸易全球化等基础上的经济秩序，以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政治与军事联盟基础上的政治秩序，美国也通过被特指为“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和信息传播活动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到国际层面，作为一种施加影响与统治的软权力，建立了基于信息鸿沟和传播不平等基础上的“观念秩序”，通过对思想、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主导，稳固其全球领导权。

　　在目前美国所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内，中国的崛起打破了现有秩序的力量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意图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恰恰是改变改革开放之前对世界秩序“去合法性”的认识和实践，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断融入世界秩序、合作共赢的结果。如果说美国的公共外交配合的是美国势力的对外扩张和霸权建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问题则是向世界解释中国在国际秩序之内的身份定位、战略选择和行为动机：为什么中国从主观和客观上都不会采取美国式的崛起方式。

　　因此，实践和操作层面，中国当然需要以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项目来传播中国文化，建立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但中国公共外交的格局更应基于推动本国所倡导的文化理念沉淀为国际体系的宏观文化结构，以影响国家间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推动现有世界秩序向更为合理、公正的方向演进。按照姜飞教授的观点，西方工业文明改变了东方国家文明的演进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一些地区性的文化价值和意识被“文明化”，以人类普世文明的面目对中国本土农业文明进行了更新和置换。借助中国崛起的契机，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消除文化自卑、倡导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信，中国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完善从“中国梦”到“世界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将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等“普世”理念嵌入世界秩序的重构进程中，以为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和平作出独特的贡献。

　　欧亚 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