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小穗

　　目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有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研究者不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甚至不是在回答自己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重申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这个概念，今天说得很多，但不管从哪个语境上说它，说的人强调一点：自主。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它还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中国人说的主体意识其实反映了中国人对“主”和“体”的精神追求。

　　先说“主”，今天的人经常把“主”给政治化或者世俗化了，我们把“主”等同於某个人或某个机构，它拥有支配我的权力。其实，这个“主”是一个精神实体，它可以具象为天、道、或佛，或某个思想体系，或仅仅是某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总之，它是我们信仰的主体，是我们精神的主要来源。

　　这个看起来高高在上的“主”只有进驻我们的内心，成为“我”的主体，才可能主导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中国人的“主”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既是他主，也是自主。这样的“主”追求不受世俗权力干预的独立人格，这个意义上的“主”起源於一个精神内化的过程，它也许和现代西方人的“我”、“我的意识”以及“我的认同感”遥相呼应，但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

　　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会发现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多了一份精神和道德的关怀。在传统中国，学者的精神主要来源於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今天，儒家理想已经失去它的光环，取而代之的可能是要宏扬科学和真理的使命感。“主”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学者对“主”的追求则一如既往。不管“主”的内涵如何改变，“主”这个概念在今天仍然讲究独立判断、独到见解和鲜明个性。在学术上说一个人有主见，意味着他有自己的看法；说他的主意好，意味着他的点子有新意，这些赞许间接地表达了今天学者对“主”的追求。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过去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有主见和创见的研究不多。主见既来自鲜明的主体意识，也来自对主体所在的文化和历史有深切的认知，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即便要挪用一个外来理论，我们首要考虑的也不是理论原来的意义，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本土的问题。可是现在的许多研究只是跟在西方学术后面亦步亦趋，或者是从事某个西方理论（例如议程设定理论）或某个西方概念（例如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信度侧试，或者只是帮助解答一个西方的学术问题，这些研究很难说有自己的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