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omparison between "Everything as One" and "Public" Interpretation of Benevolence: Er-Cheng's Benevolence Theory …

　　作者简介：朱汉民，李立广，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朱汉民(1954- )，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原发信息：《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201期

　　内容提要：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Although Er-cheng jointly established Neo-Confucianism,they promoted the ontology of benevolence.However,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benevolence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namely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and the “public”.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n express “the noumenon of benevolence” and “the use of benevolence”,the realm of life and moral practice,and the recognition of heaven and selflessness.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benevolence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of Er-cheng brothers,but these two benevolence theories can be said to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关键词：程颢/程颐/万物一体/以“公”释仁/仁说/Cheng Hao/ChengYi/“everything as one”/with “public” explanation of benevolence/benevolence theory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19ZDA028)。

　　以“万物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是本体论仁学阶段两种代表性仁说，前者即指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莫非己也”[1]15；后者即是程颐的“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个公字”[1]153。二程虽然共同体贴出一个“天理”本体，都是理学的开创者，但在“仁”的训释上差别较大，一个以“一体”训仁，一个以“公”释仁，这两种训释有什么不同?由此引出了程颢、程颐兄弟哲学思想的差别问题，他们的仁说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差别?

　　本文认为，程颢、程颐兄弟仁说的差别，可以看做是“仁之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论与道德实践、直觉工夫与穷理去欲之间的差别，由此，二者仁说也各有利弊。他们的仁说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别，与他们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一 “仁之体”与“仁之用”

　　就本体论仁学而论，“万物一体”思想来自张载《西铭》，其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深受程颢赞许：“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1]15所谓的学者其体此意，即“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2]64。程颢深会此意(西铭某得此意)[1]39，据此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

　　程颢的以“万物一体”言仁，既是本体论，又是境界论。在本体论上，“万物一体”言仁，确定了“存理”之必要性，在境界论上，其确立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的体认天理方法。

　　程颢的“万物一体”论，其“一体”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性、理。万物一理、万物一性就是“一体”之仁。他说：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1]33

　　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1]30

　　从理上看，万物自然生生，理便在其中，因此，天地万物都有是理，此理即生生之理，故可称为“万物一体”。从性上看，天地万物发育流行，就是生生之理的显现过程，也是各正性命的过程，即“性者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2]21。从本体论上来看，万物之理就是万物之性。因此，万物一体是建立万物皆有其性(理)的基础之上，所谓一体之仁，就是生之性、生之理。

　　“万物一体”是通过仁者内心的体证。这种本体之仁是一种形上存在，因此，“一体”之仁难以言说，需要主体的内在体证。他说：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1]15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33

　　在他看来，孔子通过“推己及人”来诠释“爱之仁”，是在人与人之间将心比心，即这种“能近取譬”是在人情上释仁，只是“仁之方”。与之不同的是，程颢认为，“万物一体”是在性理上言仁，故而难以名状，只能通过主体的整体性思维去把握，真切地体悟我与万物之间的一体关系。这种关系就如人的手足一样，如果缺乏这种“感通”知觉，就不属于己了，即“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程颢也是以譬喻的方式诠释了一体之仁，这种“感通”，就如“切脉最可体仁”[1]120，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直觉。

　　所以，他强调“感通”的目的即是要人通过直觉来体认到仁体是一个形上的存在，但是这个仁本体其实也是人文化的道德伦理：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1]121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77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344

　　作为万物中的一类，人与万物一样都有其性理。就人自身而言，这种性理就是父子君臣等一类的道德伦理，也即“仁之理”，而且这类“伦理”，非人为安排的，其与天理一样都是自然的“定理”，这样，人文之理与自然之理统一起来。天理本体与仁本体合一，使儒家伦理获得了宇宙本体意义，而具有普遍性、绝对性、权威性。本体论仁学所谓的“存理”，即主体能够觉识、体证这一形上仁体的存在，以摒弃一切不合理的情感、欲望等形下的经验，来明理、体仁、复性。

　　程颢以“一体”言仁，其哲学价值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肯定了“仁”的本体性。但是，若要存理、体仁，就得是“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1]125。这就需要超越作为个体存在的情感、经验，也就涉及主体如何处理内外、主客关系，以及作为个体存在的内外、主客之间的关系如何，仁体以什么方式呈现，这类问题则由程颐的“仁之用”来解决。

　　程颐提出以“公”释仁，把内外、主客关系、己与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一体”关系，确定为“公”，即“仁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程颐以“公”释仁，是“一体”释仁自然的展开。程颐说：

　　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1]285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1]153

　　仁道难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为仁。[1]63

　　程颐教人思量“公”，即思量内外、物我之间的“一体”关系，这样就能体悟到仁。就此而论，其与程颢一样，也需要对天理的内在体认；不同的是，程颢强调“仁之体”就存在于我们的本心之中，如果每一个体从自己的内在本心出发，就可以发现“仁之体”，进而达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大我”“无我”的精神境界。但是，程颐关注到个体自我是具有情感欲望的存在，这些个体之“私”可能与“仁之体”是有冲突的，所以他强调个人应该要“无私”，以持守崇高的天理。虽然“无我”与“无私”本质上都是“公”，但是他将程颢基于人的内在体验与生命境界上的“廓然大公”转向外在“公”与“私”的对立，所以他的仁学主要体现为“仁之施”“仁之用”。因此，仁之“一体”与仁之“公”的关系就是体用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他强调“非以公便为仁”。

　　因此，程颐的兴趣不在于“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他把对仁的内在体验引入外在道德实践中，他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恶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则不忠，公理则忠矣。以公理施于人，所以恕也。[1]372

　　在程颐看来，好人恶人是“仁之用”，即仁者用公心处理现实中己与人之间关系，就此而论，人不循私逞欲，是心之公，也就是“忠”，以之施于人叫做“恕”，即一贯之道。这样，程颐把人心之公，转化为孔孟的忠恕之道，而忠恕正是原始仁学的践履功夫，所以他说：“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1]153在他看来，忠恕之道是公平处事原则，人的德行修养必自忠恕始，做到了忠恕，那么就能做到公平。可见，以“公”释仁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公”所具有的实践性、现实性。

　　此一思想也被朱子所吸收，他对程颐以“公”释仁的实践面向又作了一番论证。他说：“公却是仁发处”[4]116，认为公是仁的发用，即“公”是“仁”的方法，只有做到了“公”，才是行仁。对于“仁”与“公”之间的关系，他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仁在内，公在外。”“惟仁，然后能公。”“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4]116实质上，这种关系就是体用关系。正是“公”的实践面向，是仁体的发用，是克己的功夫，所以朱子也强调：“公不可谓之仁。”[4]117

　　如果说“一体”释仁的旨趣在于主体内在的体验，通过对内在心性的自我超越，以获得对形上仁体的体证，那么，以“公”释仁的宗旨则在于其对外部世界的关切，通过维护内外、主客关系统一，使己与人、个体与整体、人与社会保持一体关系，是合内外之道在道德实践层面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