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Zhang Dainian's Research on Dong Zhongshu

　　作者简介：曹树明，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曹树明(1977- )，男，河北徐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原发信息：《衡水学院学报》第20202期

　　内容提要：董仲舒是张岱年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80年代都一直关注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从宇宙论和人生论的维度对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而且站在新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对之做出了独特的评价。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具有坚定的理论立场、明确的哲学史方法论和精湛的文本校勘等基本特征，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Dong Zhongshu is one of the thinkers that Zhang Dainian has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He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smology and life theory,but also makes a unique evalu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standpoint of new materialism.Zhang Dainian’s research on Dong Zhongshu has such basic characteristics as firm theoretical stand,clear methodology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exquisite textual collation.He has put forward many valuable viewpoints,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oints worth discussing.

　　关键词：张岱年/董仲舒/新唯物论/Zhang Dainian/Dong Zhongshu/new materialism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个案研究”(16XZX007)

　　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最早见于1932年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的《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一文，其中发掘了董子的“一些近乎辩证法的思想”①。1933年，总结“本根”或“元”的含义时，张岱年指出董仲舒的“元”乃“统摄义”[1]168。1935年，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书评里，张岱年赞同冯氏“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很客观的看法”[2]。但较为系统的董仲舒研究则集中在1935年至1937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书中。《大纲》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也多次谈到董仲舒，然而除却研究方法有所变化和增加少数新问题外，所论大都不出该书。故而，我们以《大纲》为讨论的中心。

　　一、《大纲》前的董仲舒研究

　　考察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的意义，诉诸史学史的脉络无疑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换句话说，即从董仲舒的研究史中去分析其研究的价值。

　　对于董仲舒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关注，可以上溯至其后约二百年的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王充屡屡提及董仲舒，其中多是谈论其“雩祭”“策文”等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探讨则至少有二：第一，指出董仲舒情性说的思想渊源在孟、荀，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评判②；第二，认为董仲舒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完善者③。当然，王充的结论乃基于他自身的理论立场而为，然而却不失参考价值。后世的宋明理学家对董仲舒的整体评价不高，例外的是，《汉书》所引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却格外被他们推崇，程颢甚至认为“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3]324，二程弟子游酢也盛赞董子此句“善乎其言，始可与言仁也已矣”[4]，朱熹亦云：“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5]这两句话之所以受到理学家的青睐，在于他们“惟义所在”[6]的价值取向与董子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晚清的董仲舒研究，春秋学是重点，且笼罩在经学研究模式之下。廖平反对“始于董子，成于何君”的“王鲁之说”，认为“董子立义依违，首改‘素王’之义，以为托鲁之言，此董子之误，后贤当急正之者也。且其说以王意不可见，乃托之‘王鲁’；托者假托，实以‘素王’为本根，‘王鲁’为枝叶，因王意不见，乃假‘王鲁’以见‘素王’之义。是董子之言‘王鲁’者，意仍主‘素王’也”[7]。康有为更是借助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而宣扬以公羊三世为核心内容的托古改制说：“董生更以孔子作新王，变周制，以殷、周为王者之后。大言炎炎，直著宗旨。孔门微言口说，于是大著。孔子为改制教主，赖董生大明。”[8]“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9]众所周知，康氏的观念直接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目标。皮锡瑞则认为：“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10]立足于客观的立场反观清代之前的董仲舒研究，毋宁说宋代的程朱和晚清经学家反倒不如东汉王充的深刻，程朱在整体上蔑视董子思想而独取其义利观，晚清经学家则带有更多的“成见”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民国时期，这一情况有所改观，这一时期的董仲舒研究多了一层近代意义的学术成分。

　　事实上，1904年《中国白话报》即刊登《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学术》一文，其中介绍董子的性善说、仁义和忠恕说等“学理”内容。此文虽刊发于民国建立前，但已经具备民国学术的某些特点，故而纳入我们的介绍范围。张岱年《大纲》撰写之前或与之基本同时，还有金搏《孟荀贾谊董仲舒性说》(《新教育》1923年第16期)、甘蛰仙《董仲舒之名学》(《晨报副刊》1924年8月5日、6日、7日、8日)④、周谷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民铎》1928年第3号)、蔡尚思《董仲舒之儒家宗教》(《大夏季刊》1929年第2期)、秩素《董仲舒对于天治主义的贡献》(《清华周刊》1933年第1期)、朱显庄《董仲舒之政治哲学》(《清华周刊》1934年第2期)、徐瑞麟《孟子与董仲舒人性论述评》(《正论》1935年第36-37期合刊)、顾颉刚《董仲舒思想中的墨教成分》(《文澜学报》1937年第1期)等文章问世，内容涉及董仲舒的人性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论、政治哲学和思想特质等，这些无疑都是《大纲》写作的重要参照。此外，中国哲学史方面著作的相关章节也有值得注意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和钟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都简略介绍了董子的天人合一说和人性论，后者则比前者多写“仁义”一节，但在研究方法上皆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且其所论也都缺乏哲学味道。事实上，查看日本学者渡边秀方的《支那哲学史概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4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加之谢、钟二人都有留日经历，可知他们的研究套路取自日本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确立的标志，但因只完成了上卷，没有涉及董仲舒。“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11]的是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⑥，它的相关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大纲》之前从哲学视角分析董仲舒的典范。该书专设“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一章，从“董仲舒在西汉儒者中之地位”“元，天，阴阳，五行”“四时”“人副天数”“性情”“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灾异”“历史哲学”“春秋大义”等多个方面叙述董仲舒哲学，可谓全面而系统，但也的确存在“选录”多“叙述”少(亦即史料多、评论少)的缺点。我们知道，冯友兰深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因而他在写作公孙龙和朱熹两位在思想上与新实在论有一定相通性的哲学家时，分析得就比较充分，而董仲舒的思想却与新实在论相去甚远，故而他采取了“选录”多“叙述”少的处理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评论的深度上，可以认为，张岱年的董仲舒研究比冯氏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