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Irony of Heidegger:World,Ont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Philosophy of Origins　

　　作者简介：匡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4)。

　　原发信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5期 第183-192页

　　内容提要：文本策略与思想主题的反讽模式，贯穿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思想之路。作为一种思想-言说模式的反讽，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文本创作的动力源泉，并促成了其存在之思的源始哲学之展开。在关于现代性社会的理解与对政治世界的判断上，存在之思的困境与失败在于：由反讽结构模式所主导的存在论源始哲学，最终回归到审美主义和主体哲学的范畴。海德格尔的思想困境，深深地植根于反讽性思维-言说模式对普遍主义、公共性社会诉求的排斥。

　　The ironic mode of text strategy and thought theme runs through Heidegger's Sein und Zeit and other writings.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topic in some details.It focuses on the texture of irony to constitute the source of Heidegger's text creation,how it expands the thinking of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and how it goes against the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modernity in the political world.The origin of philosophy,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irony structure model,finally returns to the category of aestheticism and subject philosophy when it comes to the issue of public domain.

　　关键词：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反讽/世界性/存在论差异/源始哲学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irony/ The world/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Original Philosophy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研究”(18YJC751024)

　　《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这部诞生于1927年的著作，90年来长期笼罩在神话之中。传说中，海德格尔这位拥有隐秘声望的弗赖堡哲人，在1915-1927年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①然后，突然之间，如同焰火绽放于夜空，伟大的杰作降临人间。然而，晚近20多年的研究，以及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课程文献(1919-1923)的编纂出版，让人们发现了早期海德格尔年复一年的思想路标。②这些路标，最终指向了《存在与时间》。

　　杰出的思想著作及其思考方向的出现，从来不是偶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极为精炼地指出，符码转译在《存在与时间》中占据了策略性的核心地位，即围绕世界性(Weltlichkeit/worlliness)概念来构造全部新词汇。这样一种关于思想概念的符码转译，又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实际性阐释学”(Hermeneutik der Faktizit t)进行了结合。③杰姆逊的这一观点，并非仅仅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所实现的原创性语言实验或结构发明——这种实验或发明，通过三种符码(世界-日常性、时间性、历史性)递进转换得以实现；他的解释，实际上更触及了潜藏于海德格尔文本-思想运行逻辑的反讽(irony)模式。

　　反讽概念滥觞于古希腊，并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和修辞技巧，影响并塑造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思维和表达。18世纪之前，反讽的意义几乎没有大的发展变化，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大体上仍在古典修辞学的范畴之内。18世纪以后，反讽超越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向着形而上学方向扩展。在《新科学》中，维柯(G.B.Vico)将反讽解释为诗性比喻的一种，是诗性逻辑(Poetic Logic)的必然性结果，即他把反讽理解为一种在较为高级的思维阶段才能出场的诗性逻辑结果。④反讽的出场，实际上是缘于一种反思的出现。而反思作为一种思想样式，从根本上而言是前修辞状态的意识状态。因此，反讽可以被把握为意识状态中的反思在言语修辞层面促成的某种结果。反讽从古典修辞学的话语系统框架中抽身而出，上升为一种诗学理论话语的组成部分，并初步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的根苗。

　　德国浪漫派美学观念的改造和阐释使反讽概念获得了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意义增殖，并强有力地促成了浪漫派诗学观念内部逻辑的实现。⑤浪漫派正是通过反讽的思维意识活动，来处理一系列关键问题：判断与真理的陈述、辩证法与绝对理念、有限性与超越性、自我意识的时间性、自我的不确定性与同一性的丧失等。就此而言，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反讽性，只是这种思维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样式和结果。而浪漫派的本体论诗学，也正是出自这种思维意识活动并回归到其中。作为现代性社会的第一次自我批判，德国浪漫派思想所力图实现的目标是，在对一系列二元论的认知中(有限和无限、已知与未知、卑贱和神圣等等)，以有机一元论的魔法(审美)在大地上重建一种新的神圣文化，从而实现对现代性社会的解分化救疗。在浪漫化的过程中，反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将反讽认之为哲学的任务，是浪漫化和诗化的根本性思维意识活动。⑥

　　然而，浪漫派反讽的思想质地是一种反基础主义的怀疑论，在对“所与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⑦和主体-理性之同一性的拒斥中，这种怀疑论力图通过无限的否定来为主体性重新提供一种阐释和把握的动态框架。在激进的元批判思想取向的引导下，这种“名与实相符的怀疑论，必须以捍卫和要求无限丰富的矛盾开始，并以此结束。它自身内部的逻辑将把它彻底引向自身，这并不是什么奇特的事”。⑧因为，对于真理的认知，存在着思维层面与话语层面的双重困境。⑨这种由于真理认知困境所导致的思维原则和言说取向，恰恰也是海德格尔思想-符码转译的深层逻辑，贯穿于被其命名为“存在论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的思想运作之中。《存在与时间》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力图走出困境而完全在“存在”的始基上运思所造成的转向，皆是由此思想运作发展而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论差异就是反讽的别名。

　　一、海德格尔的文本策略与反讽

　　现象学的基本原则，被胡塞尔(Edmund Husserl)确定为“面向实事本身”。但此种“实事”，却被归基于意识行为及其对象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意识现象学的路径只是次一级层次上的事情。因为，对象或者意识状态通过刺激把我们引导向何方并不取决于对象或意识状态，而是取决于意识行为的某种先行准备。此“先行准备”在意识行为中规定着我们将以何种方式被对象与意识状态所刺激，而在自然态度的生活中，先行准备被认作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的“情绪”(Stimmung)，它规定着在意识-显现对象相关项的相关性中发生的显现整体的“如何”。能够召唤我们真正入思的东西，并非来自于理论的好奇与新知的刺激，而是首先缘于我们对自身的人性处境，以及实际生活所蕴涵之意义领域的切身体会。基于此，海德格尔一方面继承了现象学精神，但却放弃了胡塞尔关于主体意识现象学的运思路径；另一方面，在现象学的方法论上又进行了存在论阐释学意义的改造，并将现象方法的运用，从主体的意识领域转移到了作为“此在”之存在结构的“在世界之中”或“在世的存在”(In-der-Welt-sein)。这一不同于胡塞尔路径的现象学考察任务，被海德格尔命名为“实际性阐释学”的路径——“有待解释的先行具有(Vorhabe)必须被纳入对象联系之中来审视。人们必须离开起初摆在眼前的实事而走向作为实事之基础的东西”。⑩

　　实际性阐释学之所以可能实现，是由于作为“此在”的理解者与解释者，在生存活动中将遭遇(Begegnung)、观看(Sicht)、把握(Griff)和概念(Begriff)表达等一系列动态的存在样式加以统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要处理的问题，可以被理解为这种关于作为“实事本身”的世界敞开状态，或关于作为境域的世界现象学。“此在的生存论”则是对该世界状态得以展开之场所的分析，其意图在于：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通达对存在问题本身的回答。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哲学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源始哲学(Ursprungsphilosophie)的冲动和实施方案。这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历史性情境或生存状态的强调，切中了有限性(Endlichkeit)之于思想-言说建构的约束性意义，及其造就一种完全无神论化哲学的可能。有限性是对无限的否定，然而有限性所造就出来的“界限”(Grenze)，并非是对此在、世界以及存在本质的束缚和压制。恰恰相反，界限“并不使一个东西完结，……它使一个东西开始，它把一切可能在其中分有一种形相或一种本质的东西引导、展现在存在的光明或真理中，使它得到解放、安排、确定”。(11)这样一来，“此在”所具有的历史性情境或生存状态的有限性，就反而具有了一种无限开放的可能并且关涉此在的生存。因为，此在总是具有一种“能在”(M glichseins)的生存结构——我们实际生活的存在所突出的是在其能在的“如何”(Wie)中存在——“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始终已经是它的尚未，同样，它也总已经是它的终结。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12)

　　对于每一个体而言，有限性最终意味着和其他的存在者一样，在时光的长河里，总会出现仅仅属于这一个人的终结性时刻：在这个时刻中，这个人终于被时光洗刷而去，甚至整个世界也被时光长河所湮没，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样一来，死亡现象作为最本己的有限性之标志，它带来的冲击就给此在造成了一种处身其间的情绪状态——畏(Angst)。“畏”不是针对某个确定的存在者的害怕，而是对根本不可能有确定性，或对根本之不可能性的惶恐，这种情绪的处身性不仅仅揭示出了存在者整体，而且这种揭示同时也就是人的“此之在”(Da-sein)的基本发生——畏把“无”(Nichts)敞开出来。于是，有限性和界限所意味着的开放性和可能，同时也是此在之本质的发生状况，而这一状况也是以无之源始的可敞开状态为根基的——正是在无之源始的可敞开状态中，才可能产生存在和自由。因此之故，“存在与无是共属一体的，但并非因为这两者在其无规定性和直接性中是一致的，而是因为存在本身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并且只有在那个嵌入无之中的此在的超越中才自行启示出来”。(13)

　　浪漫派反讽所具有的否定性，及其无限否定与生成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揭示；那种在浪漫派反讽处稍见端倪的存在论因子，经过对克尔凯郭尔的生存论发挥，终于在海德格尔这里得到了充分而完整的阐发：他并非仅仅以某些语汇对传统的思想命题进行符码转译，而是以存在与无之间的同等设置或关联性分析，来对否定与生成的奠基性结构加以解析或解蔽。

　　另一方面，实际性阐释学所行使的符码转译作为一种文本策略，与解构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结合。这一解构原则与浪漫派反讽共同分享了对哲学基础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浪漫派反讽的反基础主义怀疑论，要求思想者发展出一种激进的元批判思想。在这一思想取向的引导下，真正的怀疑论是以捍卫和要求无限丰富的矛盾作为思想的起点，并最终归于矛盾的无限性——反基础主义怀疑论内部的逻辑，将彻底造成其自身的悖论式样态。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克尔凯郭尔对浪漫派反讽大加诟病。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阐释学，实际也属于元批判哲学的范畴。“解释学(Hermeneutik)这个用语的实际性显示(Faktizit t anzeigen)，是对投入(Einsatzes)、开端(Ansatzes)、走向(Zugehen)、询问(Befragen)和说明(Explizierens)的统一方式”。(14)作为一种元批判取向，实际性阐释学的解构原则仅仅意味着：通过这一方法论的途径，重新寻回那被现代哲学所遮蔽或遗忘的、蕴涵于古希腊思想中的源始动机；而实际性阐释学则是使哲学回归其本真基础的通道。海德格尔所设想并实践的实际性阐释学及其批判，指向的是那些“非本真”的现代哲学。“非本真”的现代哲学，其问题在于：它不仅对存在本身及具体生存者有所遗忘，更是对那种自身之所以可能的源始性领域或意义发生状态视而不见。为了实现通达源始性的思想目标，“解释学只有通过解构的途径才能完成它的任务。只要哲学研究理解了它课题上的何所向(即生命之实际性)的对象方式和存在方式，那么，它就是一种彻底意义上的‘历史的’认识。……对哲学历史的解构性争辩(Auseinandersetzung)绝不只是一个以图解过去之物为目标的附属物，……而毋宁说，解构乃是一条真正的道路，在其本己的基本运动中的当前必定就在这条道路上照面，即：通过这种照面，就从历史中产生出一个面对当前的持续问题。……这样一来，对于一种彻底的本源逻辑(Ursprungslogik)的趋向以及各种存在学的开端便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批判性的澄清”。(15)

　　这种解构的元批判性，与具体文本书写过程中随处可见的符码转译相结合，造就了一种双重的思想-文本效果。其一，反讽在思想-言说模式方面所具有的激进元批判立场，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方法论或思想策略进行了维持与加固，从而为回返真正的问题(即关于存在的追问)，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方法论保证。与此同时，实际性阐释学对思想提出的要求，势必会在逻辑性上指涉阐释学自身——步入这一阐释学路径的人，恰恰也是必须直面此在之可能性结构的存在者。因此，实际性阐释学元批判立场所带来的批判性、解构、限定等诸环节，也就必须施加于这一立场本身。就此而言，所谓前期海德格尔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分野，事实上只是这位思想者的思想模式一以贯之的合理性结果。其二，在实际性阐释学中运作的符码转译，最终以一种新的概念或语词来陈述此在之生存论结构。但是这些概念或语词，是以一种重新赋义的语言活动、甚至文字机巧来获得的。而就其思想-言说策略的整体而言，文本的书写样式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带来了一种戏剧性的特征。这种戏剧性并不仅仅意味着概念之间的冲突、斗争、突转，更意味着：哲学文本自身，就是作为思想运思过程与意义发生情态的直接呈现——但文本与思想运思的同一性，却恰恰是由那种行使着否定作用、自我预防与限制作用以及符码转译的中介作用的语言来完成的。这是一种在差异之中诞生的同一，而且是依据差异并始终在差异之中运思-言说的同一。

　　二、世界现象与存在论差异：源始哲学的反讽性

　　海德格尔的源始哲学中有两个主题占据着奠基位置：一是关于世界现象的世界性问题。“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而言，世界是其出发点和回归点。世界首先被表现为世界性的、其次表现为历史性的、最后表现为语言性的”。(16)二是“存在论差异”问题。存在论差异是一切存在论和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据和基础。(17)

　　在传统哲学或日常观念中，对世界理解的前提条件总是：世界被设定把握为存在者的总体。在此前提下，作为存在者总体的世界被摆置于主体面前，成为主体认识思考的客体对象。对此，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现象从一开始就被跳了过去。(18)而在实际性阐释学的方法论下，世界现象意味着世界之为世界的世界性，以及此在的“在世界之中”所蕴含着的实际生命经验。亦即实际性阐释学所要阐释或揭露的，不是作为存在者总体的世界，而是世界现象得以显现的“如何”，是作为意蕴整体的世界之本源意义。因此，世界现象的阐释学是“关于与存在者整体相关联的人之此在的解释”。(19)

　　在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世界现象问题被阐释为：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之展开，是“在世界之中”的世界化形态。世界并非意指存在者整体，而是被把握为世界之为世界的世界化(Weltet)，作为敞开之纬度的世界之发生(Geschehen)，以及作为因缘联络(Bewandtniszusammenhang/context of relevance)(20)的指引关联。但是，当我们将指引关联把握为一种关系系统，这种形式化的过程就会把现象敉平，以致真正的现象内容会消失不见。这是由于世界现象本身，并非是在思维中通过筹划或理论而积淀下来的。(21)

　　在《论根据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为关于世界性和此在本质的分析进行了规定和划界。其规定和划界是在对论题的运思过程中就运思本身的质态而进行的一种检测和预防式的描绘——即是从否定的方面来接近论题。《论根据的本质》中的一个段落，是我们理解存在论差异的关键。(22)作为一种思想视野，存在论差异只是从以往的东西(由命题陈述的真理归基到存在者状态的真理，以及存在论的真理)出发，指引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向——这种指引更多是作为一种思想场域的呈现，而非是要通过存在论差异的指示，建立一种新的基础以实现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它只是将沉思引领到对存在问题的沉思之边缘。海德格尔的思路并非意味着通过对前谓词状态之独断性的揭露，从而建立和实施一种对主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克服。主体哲学本体论的独断性意味着把前谓词性真理标识为直观，这是因为存在者状态的真理和所谓本真的真理，首先被规定为命题真理，即“表象之联结”。只有对这种独断性加以破除，亦即在有所限定的处身状态(Sichbefinden)中，在合乎欲求和有意愿的对物的行为实践中(此在之此的领域)，存在者的真理才可能通达。但无论是处身状态，还是对物的行为实践，如果没有对在者之在(什么在、如何在)的先行领会，那么对存在者的真理仍然不可通达。

　　此外，在通过生存论分析而通达基础存在论的运思路径中，存在论差异观念始终运行于存在之思与在者之思的区间。因为存在论差异并非仅仅是作为“生存性的普遍性与经验存在问题的独特性”之间的严格划分，而是要以这种差异性构成一种得以在存在之思与在者之思的区域中上下关联的通途。这是一种典型的反讽性思维模式。正如小施莱格尔所表明过的那样，“一个理念(Idee)就是一个完善到反讽境界的概念(Begriff)，就是绝对反题的绝对综合，就是两个争论不休的思想之间不停的自我创造着的转换。一个理想既是理念又是事实”。(23)这种思维模式意味着一种动态的、无限生成性的逻辑。只有通过反讽性的完善，概念才可能上升为某种思辨的理念。而“绝对综合”也并非是在某种辩证式的确定关节点上对一元论承认，恰恰相反，它是在主体之间不停息的自我创造的转换。

　　海德格尔早期的思路并未直接地沉入对存在本身的沉思之中——这种沉思要到其后期才得以展露端倪，在《存在与时间》这个阶段，还只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路向之观望。而对源始性的把握，也并不是哲学建构或认识论的一种立足点。(24)《论根据的本质》的相关论述表明，存在论差异所指引的敞开的、在在者之真理与存在之真理之间来回运作的态势，使得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被把握为具有建基作用的基础存在论；此基础存在论又被理解为服务于归基到存在之真理的敞开状态，并由此成为克服传统的一个始基点；这个始基点被确定为从自我捍卫意志的主体性角度来把世界理解为一个过程。

　　对超越的“在世界之中”呈现，既要从方法论上(即实际性阐释学)做出调整；又要从思路上继承康德，将超越的东西视为人的可能性前提，并且关键要认识到：对超越者的认识，并没有错误地“飞越”经验，相反地，它就是经验本身。换言之，对“在世界之中”的认识，本身就是经验的构成物。或者说，这种人之存在的可能性前提(超越/在世界之中)是经验性的；对此可能性前提的认识，也是经验性的——这一可能性前提与对其的认识，就构成了经验本身。

　　在《存在与时间》中，这种由存在论差异观念所指引的源始哲学，一方面力图维持对“存在者层次”(ontic)的释义，另一方面又从存在者层次游离而出，以便持续性地揭示出此在与隐蔽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在关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阐释中，被改写为存在者的“现成性”(Vorhandenheit)与物之“上手性”(Zuhandenheit)的差异与对立。在对生存论结构以及世界性的分析中，现成性是先行存在的上手性之派生物，也是对工具性的生存论抽象。而对存在层面之上手性的揭示，则是将世界之为世界的世界化处理为一种意义的指引关联的形式显示。

　　可以注意到，海德格尔在超越问题上的运思态势，向来不是单向度地回返归基，也不是由此回返归基而单向度地重新建基和克服。毋宁说，这是一种具有弹性的、动态的、在上述两个层面上来回运动的运思。这种运思态势，与浪漫派反讽的思想-言说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因为，浪漫派反讽所意涵的无限之否定原则，是一种否定与否定之否定。反讽思维模式，又不同于辩证法——通过对反题本身的否定重新实现一个新的合题，而只是作为一种隶属于思想并针对思想本身的牵引性运动，并引领着主体获得一种绝对自由。与此类似，海德格尔的思想筹划以及这种筹划所具有的思维运动方式，侧重的是以这种运动方式(形式显示的实际性阐释学)将那种被标识为“实际性”的非关系性的关涉给端呈出来，“此在(实际性)所是的自身最本己的可能性(确切地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此)可称为生。正是涉及这个本真存在自身，实际性通过解释性的追问被座架于先有之中，从这里而且在这里，实际性得到解释；在此逐渐形成的概念性说明被称之为生存论环节”。(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