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ermas's Dual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Late Capitalist Crisis and Its Defects

　　作者简介：夏巍(1977- )，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济南 250100

　　原发信息：《理论探索》年第20196期

　　内容提要：“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非哈贝马斯首创，然而经过他的阐释却产生了独特而重要的意义与影响，这要归功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二元区分模式的分析与诊治。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互动关系中阐明了涉及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表现形式以及解决路径。全面危机是系统媒介入侵生活世界从而双方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互动关系受到干扰所造成。合法化危机是最核心的危机，本质是文化和价值规范危机。从文化价值规范资源里恢复文化传统的活力和展开公共商谈以重建自主的公共领域，从而明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界限，重新赋予生活世界创造意义的功能是哈贝马斯提供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坚持的是改良思路，其资本主义批判锋芒已弱化，解决方案流于理想主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合法化危机/自主的公共领域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ZDA001)，负责人周向军；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的重大贡献研究”(19CXSXJ23)，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016WLJH19)，负责人夏巍。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法学等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阐发的重要思想家。他的阐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当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要归因于他从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元区分模式的角度，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做出了全面而精当、视域开阔的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他对应对危机所寻求的解决路径的深刻洞见亦富于启发意义。本文试图详尽地梳理和呈现哈贝马斯的这一独特研究，为我们更进一步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困境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晚期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历史语境

　　“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最早提出它的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首次用这个概念指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之前先后是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早期资本主义和1760-1914年的高度资本主义[1]。桑巴特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旧有的市场体制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引入计划经济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变革势在必行。而且，晚期资本主义虽然到来，但仅仅是揭开序幕而已，它本身仍然有着较为顽强的再生潜力，最终会不会出现终结还无法被准确地预测到。

　　自从桑巴特提出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现实状况随之似乎在印证了他所描述的这个最后阶段，因此“晚期资本主义”开始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理论视域当中，正如桑巴特所言：“由我观测并命名的三个概念，即早期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如今已经成为科学的共同财产，且在日常语言中流行起来了。”[2]XI

　　法兰克福学派是推动这个概念被广泛了解和接纳的重要思想流派。该学派第一代行政主管波洛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新状况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引入了桑巴特的这一概念。1968年，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在德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主题为“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的演讲，阿多诺就当时社会现实状况阐发了他的思考，这主要关涉到两个问题，一是究竟资本主义过去以及调整后的模式是否依旧在发挥着作用，二是工业进步是否使得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界限模糊、资本主义概念失效。而这些问题直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是不是过时的问题[3]S.354。阿多诺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论断的正确性，他认为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变的仅仅是资本的实现方式，因此，马克思的生产范式在当下依旧可行，而像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的所谓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等概念只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种现象的描述，其实质只能是晚期资本主义。自此以后，晚期资本主义一词渐渐成为当代左派理论界出现的一个高频关键词[4]。

　　1969年8月阿多诺逝世，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阐发的任务落到了其助手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肩上，他有关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是1973年出版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一书。哈贝马斯之所以使用“晚期资本主义”主要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这一现实状况。这一阶段有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地方在于它是“有组织的”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政治系统积极介入到各项经济活动当中，由此引致了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波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全面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有计划”了，因而足以克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了。事实上，政治系统在实施干预行为时，也不得不听命于经济系统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还出现了与过去单纯经济危机截然不同的“全面”的社会危机。正是基于这些考量，哈贝马斯称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为晚期资本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自我更新的能力也在空前地增强，因而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契机难以再现，这种主张流露出他日渐浓厚的改良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