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的暴行引发的心理后果,并不仅仅出现在日军直接暴力受害者身上,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人,同样会遭受到折磨,并引发严重后果。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明妮·魏特琳受到更为严重的创伤,她多次在日军强奸犯罪现场解救中国妇女,日日夜夜在中国妇女的哀告和求助中度过,多次目睹受害者惨不忍睹的尸体。她的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高度人道精神的英雄行为,但她自己当时却因为不能解决所有中国人的痛苦而产生极大的无助感,反复自责。 

　　魏特琳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教士,她知道自己必须克服现实带来的伤害,而她的选择是她熟悉的上帝。 

　　实际上,南京即将沦陷的1937年12月11日,魏特琳已经在日记中对宗教的作用作了定位:“今天的祈祷做得很好,宗教就是为这种时刻创造的。”但她无法预计到日军会把南京变成怎样的人间地狱,无助的时刻,她泣血呼唤:“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慢慢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所以,当她的助手陈先生和罗小姐从日军魔爪下侥幸逃生时,魏特琳等特地举行了感恩会,她感动地说:“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祈祷。” 

　　但上帝不总是能回应魏特琳的祷告,“看不到未来”的她,也曾选择逃避,“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是一片废墟。”但现实总是揪住她的视线,1937的圣诞节,她再次发自内心地祈祷上帝,当20多名妇女因为有人担保而被日军释放时,魏特琳用宽慰和感恩来辞旧迎新,“因为在苦难和悲哀中也有福佑和奇迹。” 

　　我们不能不钦佩魏特琳的仁心厚爱,她把自己的解脱建立在南京市民首先获得解脱的前提之上,1938新年来临的时候,她深情地祷告说:“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她也真心地期望,能通过宗教活动减轻那些受害者的痛苦,“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1938年后,魏特琳日记中记述的宗教活动日益增加。 

　　魏特琳看到了她想看到的一些个案。一个会讲英语的日军士兵妻子是基督徒,她对魏特琳讲的第一句话是:他们对南京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吴(伍)小姐历经艰险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精力充沛地参加宗教活动,尽管她进城时被日军强迫脱光了衣服;有5个女孩转变了自己的信仰,一个女孩说,赞美诗成为她慰藉的源泉;参加礼拜的妇女人数有时会大幅度增加,人们的宗教热情在遭受威胁时有很大提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