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0年前后返美的数百名在华传教士成为当代中美关系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因长年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冷战时期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努力。曾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三十年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返美后的主要关怀集中在中国基督教历史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他批评美国孤立、忽视中国的政策，为中国加入联合国而疾呼，也批评中国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向外输出武装斗争的理论。他对大跃进及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包括基督教的生存困境给予同情，但依然对中国前途持乐观心态。他发表了近百篇文章试图让美国公众理解一个正在变革的中国。贝德士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其基督教和平主义立场与方法也丰富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视野。贝德士是当代不应忽略的杰出中国学专家。 

　　【关键词】传教士；贝德士；中美关系；现代中国学 

　　[中图分类号]B9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4)05-0133-12 

　　一、前言 

　　基督教传教士是近代来华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据长期在上海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的美国传教士鲍引登(Charles Boynton)统计，1807-1941年间来华的各国新教传教士总数超过2万人。①费正清在1969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讲演中指出，学术界长期忽视海外传教士的研究，以至于他们都成了“美国历史上看不见的人”。②从那时至今，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学术界在最近二十年对此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但另一方面，传教士撤离中国以后的言行，却没有得到中外学术界同样的重视，他们再次沦为“历史上看不见的人”。在1949年前后，仅隶属于美国和加拿大差会的在华传教士就有2108名。到1950年底，他们绝大部分撤出中国大陆，其中有856名传教士转移到台湾、港澳及日本、韩国等地，还有453位传教士回到美国。③他们大部分仍在教会和神学院圈子里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在中美交恶的冷战年代，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个群体：曾长年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深厚的情感，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那么，这些传教士是如何观察及理解共产党以及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如何看待冷战时期的中美乃至国际关系？他们为改善中美关系做了何种努力？他们的观察与研究放在当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系统中有何特点？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1950年前后返美的数百名传教士言行予以全面细致的考察，这显然超出了笔者能力和本文篇幅，因此，本文先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选择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进行讨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耶鲁神学院所藏的“贝德士文献”。④ 

　　贝德士以及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因笔者恩师章开沅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于世。⑤日军侵占南京之时，贝德士及其他外侨不顾个人安危每日记录日军暴行、全力救护难民的光辉事迹如今已为世人所敬仰。但章先生也提醒我们，“贝德士文献”的价值不仅限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也有他返美之后有关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的丰富文献。本文试图在老师的指点和前期研究基础上对返美后的贝德士言行做初步的探讨。 

　　【作者简介】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