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籍是汉字文化圈形成以后推动其多元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载体。在由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明代的书籍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多国学者均谈到明代书籍对世界的影响。本刊特选登三篇不同视角的文章，以飨读者。

　　明代刊印的书籍，上承宋元，下开有清。从存世情况来看，其数量远超宋元本，而大多数的宋元本都有明代的翻刻、重刻本；从流传利用来看，明代书籍不仅自明代至今一直为全世界熟悉汉语文言文的读者所广泛使用，而且许多清代书籍也都是以明本书为底本重刻的。明代中期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达，阳明心学流行，文学新思潮活跃。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明代书籍出版业获得迅猛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从而在书籍装帧上出现了更加便利的线装，线装书至今成为古书的代名词。在雕版印刷技术方面，发明了便于刊刻而又不失美观的宋体字，发展演变为今天最常用的印刷体汉字。

　　明代的线装书和宋体字影响到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和韩国，宋体字至今仍被称为“明朝体”；甚至19世纪欧洲出版的书籍中使用的汉字也是宋体字。线装书和宋体字成为传统书籍装帧和印刷的规范。这种规范随着书籍一起向世界传播，使其不仅为中国书籍的规范，而且长期成为东亚汉籍的规范。明代书籍是汉字文化圈形成以后推动其多元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载体。

　　线装书：古书的定型

　　在一般人的认识里，“线装书”就是古书的代名词。然而实际上，就外观而论，古书的历史要远远长于线装书的历史。线装书在中国出现于明代中叶，并逐步成为古书的主要装帧形式。

　　书籍的装帧形式与其制作材料及制作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古书的装帧形式经过了长期演变，从简帛时代的卷轴式，到纸本时代的方册式，是古书的两种最重要、最基本的形式。纸本时代又可以雕版印刷的流行为界，大致分为写本时代和印本时代。写本时代最开始的装帧形式延续简帛的卷轴式，后来出现经折装。自雕版印刷产生以后，古书逐步进入印本时代。书籍印刷出来是以单叶的状态存在的，单叶呈长方形状，将每一叶叠加起来就会形成方册，于是书籍的装帧形式开始向方册式演变。正式的方册装从蝴蝶装开始，经过包背装，最后形成线装。

　　蝴蝶装是将印好的单叶以版心为准向内对折，文字一面在内、无字一面在外。将折好的单叶叠起来，将对折处对齐，用浆糊粘连，用纸包裹做封面。翻阅时每个单叶形似蝴蝶，故名。阅读时每两个有文字的半叶（折叠前的一个单叶）之后接两个空白无字的半叶，颇有不便，加之蝴蝶装容易散开，于是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是将印好的单叶以版心为准向外对折，文字一面在外、无字一面在内，将折好的单叶叠起来，将对折处对齐，与对折处相对的一边打孔，用纸捻穿孔装订，做成内叶部分，然后再用一张纸包裹住内叶部分，并用浆糊将其与内叶粘连做封面。其纸捻穿孔使装订更加牢固，无字面内折则消除了空白叶，是其优于蝴蝶装处。这两个优点全部为后来的线装所继承，并进一步得到加强。

　　线装里面的内叶部分与包背装一样，都是将印好的单叶向内对折，将每叶叠好，打孔，用纸捻穿孔装订。不同处是，线装用两张纸做前后封面，书脊部分露出，然后再穿线将内叶和封面一起装订。一般打四个孔，中间两孔距离较近，用双股线。

　　线装相对于包背装的优点主要有二：一是除了纸捻之外，再用线装订，使装订更加牢固，不易散乱。二是不用浆糊，书更容易拆解、重装。两者合观，线装较包背装拥有装订牢固、拆解重装方便两个相反相成的优点，其取代包背装，成为古籍装帧形式的终极形态，自在情理之中。

　　从存世书籍实物来看，简帛只见于出土文献；纸本卷轴装主要包括敦煌写经和少量传世卷子本；经折装主要是佛经；这三类基本都属于特种文献。蝴蝶装流行于宋元，但今存本绝大多数都早已被改装成线装，仍为蝴蝶装者屈指可数。包背装在明代前、中期比较流行，但如今存世的明代原装包背装极少，盖因包背装较线装更早且更易脱散，故大多也被后世改装为线装。因此，现存古书绝大多数都是线装。这是线装的独特优势决定的，也是古书被称为“线装书”的根本原因。

　　中国线装一般为四眼装订，用双股细线。明至清前期时，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致相同，之后逐渐缩短，至晚清以后，就只有后者的一半距离了。明代原装的线装书存世极少，因其大多也经过了后世的改装。如大致刻于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的《历代忠义录》，为四眼线装，用双股细线，线不染色，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其封面内粘有当时废弃的书叶，故可能是原装。

　　中国的四眼线装书出现之后，影响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图书，装帧形式也都采用了线装或仿线装。朝鲜本的线装常见的是五眼装订，不像中国的线装书以四眼装订为主。装订线常用单股染色粗线，而中国则一般用不染色的双股细线。如朝鲜时代后期印本《守梦轩文集》，为五眼线装，用深色单股粗线，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

　　日本江户时期刻本的线装也是四眼装订，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致相等，当是仿自中国明代至清前期的线装形式。日本书的装订线用不染色的单股细线。如日本天明五年（1785）刻本《毛诗品物图考》，为四眼线装，用单股细线，未染色，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因是单股线，又比较细，所以极易断线，许多流传到中国的日本书装订线都因此而被更换。一部分江户时代的刻本仿朝鲜本用五眼装订，装订线用单股染色粗线。

　　越南黎、阮二朝的刻本装帧形式也是四眼，但不是完全的线装，而只是仿线装形式，类似于中国本中的毛装，俗称蚂蝗攀，用单股粗线或纸捻在第一、二和三、四孔眼之间分别穿孔系扎。如越南阮朝嗣德年间（1848—1883）刻本《启童说约》，用纸捻作蚂蝗攀式装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