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到来既是不可回避的,又是不可摆脱的。而由此概括而来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万国梯航成创局”,则都非常明白地说明,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本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外。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然后深深的创痛才可能化为负重远走的力行。因此,这一代人对西人冲击的回应,实际上显示的正是儒学对西人冲击的回应

　　就中国人的认知而言,以19世纪中叶为起端的中西交冲,本质上是两千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西方世界的交冲,是儒学与西方世界的交冲。而代表我们这个民族起而回应西方冲击的,从一开始就是儒学培养和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个过程多苦多难,曲折坎坷,在一百多年里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的士大夫和儒学。

　　士人的困顿:从“变局”到“危局” 

　　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开始于中英鸦片战争。但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则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初期,开始于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在已经过去的两千多年岁月里,中国既曾有过长久的边患,也曾有过与周边的往来,其间的得失成败积为历史经验,在中西交逢之初,便成了中国人判断辨识西方人的凭借。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对付西方人,靠的都是这种经验,于是眼前的西人遂无异于历史上的夷狄。

　　但英法联军之役西人从广东一路北上打到津京,逼得皇帝出逃,又在占据北京之后火烧圆明园而使天下震动。此前2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于奥、闽、浙、苏沿海,战火起于斯,也止于斯。在当日的中国,沿海就是海疆,既远离京城,也远离中原。因此,起于东南沿海的炮声越过千山万水向北传去,不能不一层一层弱化为道听途说。由此造成的间隔,使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在历史经验之中而漠漠然看西人。但英法联军造成的天下震动,带来的已是一种直接和强烈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