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杜止冒滥，确保应试者的素质，明代乡试前由提学官考选士子应试，是为乡试资格考试，即后来的科考、遗才和大收。乡试资格考试发轫于正统初，形成于天顺六年之后，为明朝首创，并为清所继承，成为影响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近五百年的重要制度举措。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主要由各提学官于乡试前巡历辖境，采取吊考、类考、截考等方式，考选生儒人等，以核实应试士子的学行、身份、籍贯等信息；在应试人数日多的情况下，对乡试的正常、规范运行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关 键 词：明代 乡试 科考 遗才 大收 科举制度

　　作者简介：吴恩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明代乡试资格考试由于会典、实录皆不详载，学界历来知之不详，前人虽有涉及，但皆较简要，仅能略窥其貌，难见全豹①。笔者不揣谫陋，据散见于实录、会典、文集、年谱、奏疏、笔记等文献中的大量相关史料，对明代乡试资格考试的源流、方式、主试者、时间、地点、规模、录取率及作用等试作论述。

　　一、考试源流

　　前人论述明代乡试资格考试最常征引的史料莫过于以下二则：

　　(提学官)继取(岁考)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②

　　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试于乡闱。不及是者，又有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进。③

　　前者出自《明史·选举志》，后者出自艾南英的《历试卷自叙》，二者所言皆晚明乡试资格考试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前者论科考为详，不过其言科考是在岁试基础上进行，此论尚待商榷。后者则更简要地描绘出晚明乡试资格考试的轮廓，即科考、遗才、大收三项。下面，笔者介绍三者演变的源流。

　　1.科考

　　科考又称科试、小试、道试、院试、台试、正考等，是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中的常规考试，出现时间最早。应试者只有通过科考，方能参加乡试，科考被录取称“录科”。不过“科考”一词出现较晚，在嘉靖之前，科考多直称“科举”。如弘治十七年(1504)当乡试，张文麟载：“又当大比，理故籍，绎旧闻。三月尽，则石峰先生至府吊考科举矣。”④嘉靖庚子年(1540)又当乡试，杨继盛载：“春，提学宁夏黄公南渠考科举，予居第三。”⑤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于孔兼在其自叙年谱中记载：“科试不得取。”⑥此后，科试、科考等称谓才渐渐多起来。

　　在明初，士子应乡试并不需预行考试，而是由“有司保举”入试。洪武十七年(1384)颁行的《科举成式》规定：“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黏带者，皆由有司保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本经，县、州申府，府申布政司乡试。”⑦采取“有司保举”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查核士子身份，不至于使“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蒙混入试；另一方面多少也能保证应试者“性资敦厚、文行可称”。不过“有司保举”这种方式，在应试人数日多时，有司显然难以应付；又由于地缘、人缘种种关系，难免碍于情面，徇私滥举。

　　为革此弊，洪熙元年(1425)，成都府双流县知县孔友谅奏请开科时，“所司取诸生所属里邻结状，平日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资质端重、学业优赡者，方许入试。监试官先加考验，以辨真伪，则所司不致滥举”⑧。其所拟对策要点有二：一为诸生邻里结状，二为监试官先加考验。由于史料匮乏，此议是否得以实施不明，监试官先加考验是以考试的方式还是以别的方式，亦不得而知。

　　至正统元年(1436)，明廷令“各处添设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一员，南、北直隶监察御史各一员，请敕专一提督学校”⑨，简称“提学”或“督学”。提学官所奉敕谕虽无关于科考的明文规定，但在正统九年，云南道监察御史计澄奏称，南、北直隶开科，多有冒籍、代笔等弊，“乞敕该部会议，今后开科，令御史亲诣各处，严加考选，必得学问优长、素无过犯者，令其入试。其在京如遇称系军生，并各衙门吏典、承差人等，不由学校、不经考验，其间奸盗贪墨，无所不有，此等之徒，一体不许入试，庶革奔竞之风”。礼部议如澄言，英宗批示曰：“求贤之路，不宜阻塞。生员、儒士、军生还著提督学校御史考察入试，其吏典、承差人等，礼部严切考察，果通经无过犯，俱容入试。仍移文原籍勘实，如有虚诈，论罪不宥。”⑩此奏可以看作科考制的开端，其缘由是为规范科举考试，使冒籍之士和素无学问之人不得冒滥入试，确保应试者的素质，以达到国家抡才的目的。不过从批复之语“生员、儒士、军生还著提督学校御史考察入试”中的“还著”二字看，似乎在这之前已有提学官考选乡试应试者的情况。又据《涌幢小品》载：“正统元年，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设佥事。彭勗，永丰人，往南直隶松江府应试。取十五人，华亭七人。或以为少，请益之，不许，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钱溥第一，徐观第三，张恭第五。”(11)按正德《松江府志》，钱溥、徐观、张恭三人乃正统六年辛酉科举人(12)，可见正统六年已有提学官考送生儒应乡闱的实例。故笔者以为，正统元年提学官之设，实可视为科考制之滥觞。

　　正统朝科考的具体实施状况已难以查证，不过何乔远云：“皇朝贡院则八府会试矣，宋郡、州士子皆得入试，皇朝则先以监司选择之，乃以入试，景泰以后则专委之提学使者。”(13)谈迁亦载：“宋制，大比之岁，每州皆有贡院，本州士子皆得入试。明朝先以监司选择之，乃以入试，景泰以后专委之提学宪臣。”(14)从这二则史料看，提学官考送应试士子应乡闱的科考制似在景泰之后确立。何为万历时人，谈为明末清初人，相隔一二百年，不知所言何据。不过二者皆以景泰为断限，以为科考实确立于景泰之后，看来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又按会典，“景泰元年(1450)革罢提学风宪官，听巡按御史，各司、府、州、县官提督考察”⑩，其原因是“各处提调学校佥事无督教之实”(15)，看来正统时设提学官的效果并不理想。由于革罢提学风宪官时，委其责于巡按御史及各司、府、州、县官，之后“又令按察司分巡各道副使、佥事照依提学官先奉敕书事理提督，两直隶御史提督”(16)，故尚难断定景泰时就废科考之制。不过所委之官职非专设，事非专责，而乡试前要遍历各学考选生儒绝非易事，非数月不办，景泰初科举又一度不拘额数，入试限制较宽松，至景泰七年方重定乡试额数，故此时段科考制能否施行尚有疑问。至天顺五年(1461)十一月，“复设提督学校风宪官”(18)，天顺六年复给提学救谕，提学之制方成定制。至万历三年(1575)三给提学敕谕，之后相沿不废，直至明亡。故笔者以为，明代科考之制在天顺六年以后方正式确立。

　　2.遗才

　　科考制形成后不久，又有遗才试。遗才录取称“录遗”。顾名思义，“遗才”为科考遗漏之才。科考制确立以后，乡试前由提学官考送生儒，而各处提学官额设一人(19)，各处又境域辽阔，交通不便，应试生儒日多，大比前要遍历各学科考，势必提前数月，于是在科考与乡试间出现较大的时差。在科考之后、乡试之前，尚有因丁忧、患病等事故未能参加科考者，或又经数月温习而有望决科者，或科考时发挥不佳者。这样，在大比前加试一场就成为必要，这就是遗才试的由来。遗才试在正德时就已出现，正德二年京畿提学官顾潜在科考完后又行《科举事》云：

　　照得该府并所属州、县儒学生员，已经行令，将本院先次考取材堪科举者，查勘起送应试外，尚虑不取数内，或先因一日之短而见遗，或更加累月之功而精进，未试穿杨之技，能无抱璞之嗟？若不再行搜罗，恐于人情未便。为此仰抄案，回司呈府，即行本府并所属州、县儒学，从公访举，不取生员中间，果有三场淹贯、材可决科者，送府严加考验是实，起赴本院，覆试定夺。阖郡大约不得过二十人。果无其人，不必再举。(20)行此公移前顾潜已“先次考取材堪科举者”一次，此次为遗才试无疑，公移仍名《科举事》，可知此时尚无遗才试之名，遗才和科考一样皆直称“科举”。又正德十一年当乡试，浙江人唐枢“考科举，取第十一名，值减场，本学止送九名，正在截外，友人为语遗才告考之路”(21)。嘉靖十六年陈儒提督浙江学政，“自去冬以及今夏，将所属杭、嘉、宁、绍、台、温等府各儒学生员俱已考校，勉定优劣，内文理平通、亦通者，各照例许令应试”之后，“虑恐一时不明，或有遗才。又于本年六月内，通行各府提调官，将所属州、县严加考选，送道覆考选取”(22)。由上三者可知，正德以后，科考之后又行遗才试已渐普遍。

　　3.大收

　　迨至万历之后，于科考、遗才之后又有“大收”一试。大收，又称“大考”，通常是临场收考科考、遗才所不收录的士子。如万历二十五年，范凤翼因治妻丧未与科试，“七月赴考遗才不录，八月二日会五百余人于句容，求学台大校，收三十六人，先生与焉”(23)。万历丙午(1606)，李二溟督学于浙，八月“初四日考遗才，初六日发案。是日，即与入帘宴。初七日收大考，初八日发案”(24)。天启元年，刘锡玄督学于黔，其《临场大收牌行贵阳府》云：“照得临场大收，虽各省时有之，然可以罗异才，不可以启幸窦。”(25)从这三则史料来看，万历时出现大收，至天启时已较普遍，连科举不甚发达的贵州亦行。

　　大收出现的原因与遗才试类似。明中期以后，应试之人日多，万历之后尤多，遗才试渐渐变得和科考一样，成为提学官考送生儒应乡试的常规考试，新出现的临场大收则承担了先前遗才试场前考选遗才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