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智松，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乡村教育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人员紧缺、老龄化严重、工作压力大，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减少乡村生源，一定程度上倒逼乡村教师转校甚至转口。如何协调平衡城镇化和乡村教育？对此，记者采访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唐智松。

　　中国青年报：我国乡村教育落后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唐智松：造成乡村教育困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首先，从社会变革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改造了以前乡村教育的多主体投入局面，乡村学校逐步全部纳入国家办学体系，但国家对乡村学校投入较城市学校少，限制了校舍等物质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缺乏人才，乡村学校更是缺少合格的教师，限制了师资建设。这些都是对乡村学校的历史欠账。

　　其次，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文革”期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让部分乡村学校补充了教师，但随着知青整体性回城，乡村学校又陷入“教师荒”。改革开放后，随着中等师范的恢复与扩大，乡村学校得到了较好的教师补充，但受“下海潮”影响，不少乡村教师或辞职下海或变相经商，出现了乡村教师大量流失的现象。这些都是对乡村学校的冲击。

　　最后，从社会变化角度看，一方面随着农村常住人口锐减及留守儿童减少，乡村学校急剧萎缩，教师一度面临“人员富余”而转岗的境地。另一方面，乡村与城市的工作条件及生存环境差距，以及自己孩子的学业等系列问题，促使一些教师作出离开乡村学校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