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葛兆光教授将20年来纪念已逝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编选成集，以《余音》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集纪念的前贤从晚清民国学人如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到有过交往的师长如周一良、金开诚、朱维铮等等。这些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知识人，如在巨浪中颠簸，心灵被撕得四分五裂，但也正是在这个政局多变、刚启蒙又救亡的动荡时代，学术与思想相互刺激，新发现遭遇新学理，人文学术发生现代转型，由此成就一批杰出学者。

　　前辈余荫犹在，沿着余波可溯流而上——这是葛兆光前几年的感觉。“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在《余音》的序言里，葛兆光问那可以“绕梁三日不绝”的余音，“三日”之后去向何方。他有些无奈地自答：“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感受这些学人的心灵，信笔写下这些文字

　　文汇报：您在新书序言中提到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与吴宓的一段对话。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被车裂一样。这种感觉，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吧？

　　葛兆光：我书里写到的不少学者是晚清民国那一代，那个时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一个时势动荡的时代。有些人习惯于旧的经验、旧的秩序和旧的礼仪，当他不能不面对现在变化得太快的陌生新世界时，就会觉得内心分裂。这里面大概最典型的就是王国维，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光讲文学与哲学，也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你读沈曾植、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诗歌，也都能感到这种内心的纠结。

　　但是，你说现代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肯定也有。比如说，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这一批人，他们也有这种纠结和冲突呀。80年代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出现一个“文化热”的时代，在历经劫难以后，大家都认定了一些新价值，觉得应当遵循和认同这些新价值。但是到了现在，世界变得很快，中国也变得很快，有人觉得那些价值已经过时了，甚至有人认为，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另找一套价值，这就让这一代人感到惊愕和纠结，这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每个人都会在旧世界和新世界、旧秩序和新秩序、旧习惯和新习惯中感到分裂。只不过社会变动越剧烈，这种内心的撕裂就越厉害。就像开车一样，如果慢慢拐弯，人不会感觉到什么，可拐弯太快了，人就会被甩出去。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他们，对这种时代变化感受到得更强烈，是因为他们对旧时的秩序、过去的传统、往昔的知识，还抱有理想和依恋，所以他们内心冲突比较大。当然，如果是比较趋新的人，跟着时代走，甚至走在时代潮流之前的一些人，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文汇报：您书中所写学者，是出于什么做的人选？

　　葛兆光：我没有特别的选择，都是在学术研究中，要看这些学者的论著，或者这些学者的书信、日记、诗歌，有感而发信笔写下来的。当然，也许是受到1990年代学界风气的影响吧，我写这些纪念前辈学者的文章，大多数在1990年以后。那时大家都最热衷讨论这一批曾经被政治遮蔽、忽略、被边缘化的学人，虽然我也并不见得完全同意这些学者的想法，但我感觉这些学人的内心痛苦最深刻，所以，我常常在读书的时候，随手写下这些文字。当然，也和我当时做禅宗史、道教史有一点儿关系，像杨文会、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是我自己研究的时候要常常翻阅的论著的作者。1990年代，这一批学人被发掘得比较多。当然，我这里面没有写胡适，没有写傅斯年，可能是因为相对来说，他们这些人内心的新旧冲突，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那么大。胡适、傅斯年他们，大体上接受新时代，接受新理想。当然，时势变化也会影响到这些被称为“趋新”的学者，比如我写的顾颉刚，他在国家与民族危机的时代，也一样“徘徊到纠结”嘛。

　　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清楚，1990年代也有些特殊背景。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化热”，是以传统文化来讨论现实政治，到了1990年代，环境变了，好像有个“学术史热”，其实就是转而以学术史、学者来谈论对现实的感受。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化英雄”，突然变成王国维、陈寅恪这些看上去学问专精、思想矛盾、情感复杂的学者，就是这个道理，其实1990年代还是延续了1980年代。也许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比如李泽厚先生就说学术上天、思想落地，或者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真的吗？其实我觉得他没有看破这一点。

　　比如说吧，当时讨论王国维，大多数人注意的都是王国维“义不食周粟”，往昆明湖里一跳。但我坦率地说，那个时代讨论王国维的人，其实对王国维的学术了解得并不多，他们懂他的甲骨之学、蒙元辽金之史吗？讨论陈寅恪，他们懂陈寅恪的那些多种语言的佛经对勘、蒙元史或者后来的中古史吗？其实当时讨论最多的，都是他在《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等。

　　当然，对这类讨论，我也是部分赞成的，学者的生命史、思想史、情感史，是他们的一半，而我觉得这还不是学术史，另一半还是应该讨论他的专业、他的学术、他在现代学术转型中的位置，所以，你看我的《序》里面就特意讲了一段这个意思。

　　文汇报：稍后一辈的学者，比如季羡林先生，他和陈寅恪一样，在德国也是学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陈寅恪看到西洋学问的超迈精彩，但还是想要恪守学术上的民族本位，自己走出一条新路；而季羡林如果没有后来“文革”的干扰，应该会一直在语言学的路上走下去。是不是可以说，相较而言，由于各种原因，稍年轻一辈的季先生身上没有太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担？对时代环境的反应，也与陈寅恪有所差别？

　　葛兆光：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看法。我对现在外界对季先生的有些非议，是不太同意的。我一直觉得季先生是很了不起的学者。而且季先生跟陈寅恪先生，在学术上、思想上还是有不少取向一致之处。

　　你知道，陈寅恪最早回到国内，在清华教的是欧洲东方学的目录学和佛教经典对勘等课程。他刚回国的那几年发表的文章，跟后来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像《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包括蒙元史的系列研究，可以看出，他关心的还是中外宗教、语言和历史。季先生也是这样，季先生回国以后，最早有影响的论文是《浮屠与佛》，部分靠的也是在德国学到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方法。

　　当然，陈寅恪先生在抗战爆发以后，学术重心有一些转向，转到中古史这一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抗战之后，有关四裔历史和语言的资料不太好弄。我看到最近有人发现一些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就说到要史语所买书，他说，至少要和日本学者一样能够看到充分的资料和论著，才能和日本东洋学竞争。可是，当时中国的条件可能不足，战争又起来了，是不是因为这一点，他转向中古史？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也觉得中古史有一些关系到现代中国社会、种族、政治、宗教的问题也相当重要，而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也是他需要去做的，当时国难当头，再去做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和欣赏的绝学，也就是非常技术、专业的学问，是否也不太合适？这一点还要继续讨论。

　　季先生最专业的是巴利文、梵文、吐火罗文等等。比如他的《弥勒会见记》译释，那是他的专业，我们不懂，他主持编的《大唐西域记校释》是中外交通史文献研究的典范之作，也很精深。但是他的《蔗糖史》则是我非常赞赏的书。《蔗糖史》是将历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交叉起来，由蔗糖来讲全球交流史。季羡林先生指出，糖在英语里是sugar，法语、德语等好多语言里的“糖”字，都来自梵文的sarkara，而在敦煌残卷上发现汉语的“煞割令”，其实就是这个来自梵文的“糖”。从这里开始追踪，通过糖讲中外交流，很有意思，我注意到它和最近这几十年世界各国学者对于“糖”的研究，刚好呼应起来。你知道，全球史也好、亚洲史也好，丝绸、瓷器、茶叶、蔗糖，当然还有鸦片，都是可以突破一国史，把世界或亚洲历史连起来讨论的一个好的切入点。所以现在还要好好重新评价这部书。当然，《蔗糖史》是季先生晚年所写的，《弥勒会见记》也是他晚年的著作，季先生在解放以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此外，观念上还有没有一点儿接近的地方呢？陈寅恪先生很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代以及西方文化比较保守和怀疑的意思，觉得要捍卫中国文化。所以他讲自己是“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但是，晚年的季羡林不也是一再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在这里老一代学者好像有点儿相似。这些老一代的学人身处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很担心中国文化断裂，所以，多少都捍卫中国文化，但你应该注意，他们又是在外面留过学的，不是那么完全保守，他们也赞成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所以，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一方面他们很留恋中国文化的传统，期待中国文化“三十年河西”，能够发扬光大，但是他们也反复讲，不能拒绝世界的很多文化，也不能把新时代取得的一些现代学术成就统统扔掉。举一个例子，1930年代在面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的时候，很多人又回到信古，讲三皇五帝历史，陈寅恪先生就不同意，他觉得，如果因为政治形势而把好不容易取得的一些学术成绩丢掉，这是不行的，这里也包括对“古史辨”这种历史思潮的同情理解。季羡林也这样，包括讲所谓“国学”，他也意识到“国学”太狭窄了，也觉得要超越汉族中国之学，所以他特别讲“大国学”，我虽然不同意这种把概念撑大了来将就内容的做法，但是也能够理解他们，他跟费孝通的想法很像，费孝通原来搞“民族识别”，后来讲“多元一体”，也是这个心情和道理。

　　这也适用于周一良先生。其实，如果你仔细了解季先生和周先生，你会看到，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被时代洪流卷进去，但是，归根结底到骨子里面，他们对中国传统、对学者立场还是有很多依恋的，只要环境给他们自由空间，他们还会表现出学者的良心。他们不会像后来“文革”年代把这些传统的都视为四旧，也不像现在很多人对传统隔膜。他们都睁眼看过世界，对世界都有切身的了解，不像一些极端保守的人，他们骨子里对世界上的好价值都是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晚清民国延续下来的一代学人，和后来包括我们这一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也包括更年轻的一代，有很多方面跟真正的传统，不光是古代传统，也包括五四传统，其实割裂得很厉害，这不是搞搞百家讲坛、诗词比赛、读读《弟子规》之类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