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其内发的热度。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他留学时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从文章学的层面谈到“八不主义”:首先,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当时,应用文的八股化很严重,这些看法针对酸腐的古文而发,显示出胡适拯救汉语书写的愿望和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观念的外化。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胡适觉得文章应当心口一致。白话强调谈话风,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的虚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流露出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的观点,后来被不少人批评。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也有一种美。白话文被单纯地工具化时,汉语的内在审美机制被抑制了,完全把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也把其复杂性简化了。这是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