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荷]扬·布鲁马特，[荷]沙克·科霍恩，荷兰蒂尔堡大学巴比伦研究院；高一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现象随着经济、政治、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化产生，对此新现象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概念。本文讨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建设中的核心概念——“移动性”，探索中国/汉语情境的相关研究课题。文章首先指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新媒体、移民、“大”语言的传播，然后指出此现象中的三大问题：影响的广泛性、群体和语言变体的不平等性、权力资源的多元性。文章进而讨论了“移动性”概念，提出了有待探索的两大课题——语言的移动潜势、移动的人与移动的语言。文章最后指出，由于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具有整体性特征，相关研究需要社会语言学者的跨国合作。

　　关 键 词：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移动性；中国

　　一、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及其表现

　　所谓全球化，一般理解为全世界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整合的综合过程，也可说是这些模式或特征在全球范围移动的过程。全球化推倒国家疆界，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本文所说的“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 globalizatio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全球化的社会语言现象，其二是为了研究这种新现象所需的新理论。在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的新视野下，全球化是有关社会语言的；语言内在于全球化过程。因此，用诸如“语言与全球化”这样的术语来描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不适宜的，似乎将二者割裂了开来。关于作为理论的“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我们在其他著述中有较充分的论述（Blommaert 2010）。本文简要考察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的主要表现和特征，进而讨论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移动性”，联系中国/汉语情境，阐述移动性研究的两大课题。

　　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现象有三个主要表现。

　　首先是全球化对语言本身的影响。因特网的兴起形成了重要的社会语境，使新的话语类型或模式、新的实践、新的认同迅速发展；语言变化随着网络活动而发生，例如采用拉丁化的词语形式而非母语形式；各种英语变体通过新的力量传播到全球；嘻哈（hip hop）音乐等流行文化在全球的盛行推动了这些新变体的传播。

　　第二个方面是全球化对移民模式和移民社群的影响。难民和短时民工改变了世界范围大城市的面貌，导致了“超多元性”（superdiversity）（Vertovec 2006），即城市中原居民与移民的混居，移民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组织形式。这其中包括全球实践共同体构成的网络取代了传统的“言语共同体”，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Castells 1996）。城市移民的语言多样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手机、网络视频等技术使移民可以（用母语）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共同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少数人群体的多语模式正在变化，语言保持和丧失面临新的研究课题。

　　第三，英语等全球性语言的传播改变了语言的层级秩序，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人方言面临窘境。语言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保持和丧失成为凸显的课题。“大”语言变得更“大”，“小”语言变得更“小”。然而全球性语言的使用，也形成了新的多语模式，创造着新的语言保持机会（Mufwene 2008）。

　　与以上三个方面相联系的，还有对全球化的怀疑和批评。出于自己的经历和期待，一些群体对能否成功参与全球化过程表示严重怀疑，由此对全球层面的活动和全球化语言说不，转向地区层面及其语言变体。一些人周游全球，跟踪并批判各国政府商议的全球化举措，形成反全球化运动的话语。在欧洲曾发起运动，要求地区语言在法律保护下得到承认。

　　社会语言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对以上现象作出探索。例如，De Swaan（2001）和Calvet（2006）试图概括全球化时代语言关系的一般特征；Fairclough（2006）探讨了全球化对话语模式的影响；Pennycook（2007）考察了英语在全球化流行文化中的新角色。然而，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整体面貌尚不明确，原因之一是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情境。这反映了学术世界的不平等，以及研究西方之外地区的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需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全球化进程发生且影响着语言的结构、选择、使用和相关认同的形成。当今中国便是这样的语境。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全球化的超级事件带入中国，进一步刺激了旅游业的繁荣发展。这些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的社会语言面貌，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范围华语圈的社会语言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