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微信席卷移动互联网，中国社会真正进入了一个社交时代。全新的人际交往方式形成了一种新型圈层化运动，不光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还重构了中国的媒体秩序，影响了中国的舆论场生态、社会结构等，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舆情场域的变迁与趋势

　　自南振中先生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概念之后，该提法就一直盛行于媒体与思想界。但随着传播手段的极大飞跃和舆情、舆论生态的极端复杂化，舆论场的内涵已远非上述两分法所能涵盖，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变迁和演变趋势。“技术赋权”推动了媒介形式的发展，多元的媒介又推动了舆论场的扩容。

　　舆情场域的多元化。我们发现，在“两个舆论场”之外，外媒舆论场、精英舆论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

　　外媒舆论场，主要是指两个舆论场之外的由境外媒体营造的一个舆论场域。我们常常发现，针对国内某些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议题，在国内媒体报道之外，境外媒体也持续发声，提出看法、建议。外媒舆论场是中国发展的直接产物。中国的崛起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的故事” ①，中国叙事已成为外媒的重要主题。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创办中国专栏，这是继美国专栏之后为第二个国家专门设立专栏。在可见的未来，外媒舆论场将与我们共生共存。

　　与外媒舆论场息息相关的是精英舆论场。这里活跃的人物大多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常常在国内外讲学，在一些高端论坛拥有话语权。一旦他们的观点不兼容于国内媒体，或者对某个重大事件和现象有所感触，他们就会投稿于外媒，制造影响力。精英舆论场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员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不同媒介平台产生链条式的爆炸反应。近一两年，盛行于各地的读书会、同城会，可以算是精英舆论场的代表。我们注意到，房地产商在其间常常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通过赞助论坛或直接出书，谈论价值观、民主话题、关注公益，不光彻底洗白此前形象，还一跃而为著名“公知”。譬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通过持续在微博发布城市雾霾指数，俨然成为该领域的公益代言人。

　　各种舆论场也在重叠和渗透。在微博之前的民间舆论场，其实是一个弱舆论场和次生舆论场，主要是由闲言碎语、民间段子等组成，它缺乏话语平台和独立体系，仅仅是官方舆论场的附庸和映射；微博、微信出现后，民间舆论场获得了平台，话语权有所增强。境外舆论场挑战权威和迎合民粹的倾向，让民间舆论场获得了理论支持和道义鼓舞。在某种程度上，民间舆论场常常“城门大开”地促成境外舆论场的入境。民间舆论作为一种话语，一种历史建构形式（野史）和文学传播形式（民间传奇），绵延数千年，到了网络时代，大有成为主流话语之势，而传统的官方舆论场则有边缘化的危险。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逐步掌握了互联网的发展和运作规律，由抵制互联网到逐步融合，加强了官博、官微等网上传播矩阵的建设，但在整个舆论场中，民间舆论场依然逐步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