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世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借用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以芝加哥学派、施拉姆以及后辈学者为例，解释焦虑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的角色。

　　关 键 词：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施拉姆；四大奠基人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编号：13FXW005)资助。　

　　奇哉！他们身处父亲的庇荫而不认识他。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序

　　传播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其起源和创建史仍然是云遮雾罩，不甚明了。近年来，作为传播学科建制者的关键人物，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贡献备受质疑。施拉姆曾被国内学界视为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被誉为“传播学之父”、“传播学鼻祖”。但是，近年来这些头衔在中西方学界不断受到质疑。当下的很多研究都在弱化施拉姆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的作用，如胡翼青(2011)就认为施拉姆“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和辉煌后止步不前，最后都陷入了困局”，甚至全面否定施拉姆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伍静，2011：72)，将传播学科后续发展过程中的路径单一和视野封闭归咎于他，施拉姆逐渐被推下神坛，其所钦定的四大奠基人也备受争议。笔者无意为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翻案，也不想重新将其扶上传播学科的神坛供学界参拜，而是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传播学科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传播学人在其中的角色，再现历史参与者的良苦用心。知识社会学注重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历史情境、文化传统、社会群体、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无疑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传播学人在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冲击与回应、犹豫与决绝、守成与突破、回归与标新。本文借用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来解释传播学人的心路历程，认为传播学科创建和发展中，传播学人面临前者影响的焦虑，驱使他们努力摆脱影响，自立门户，并不断捍卫传播学科的尊严，而后辈学者对施拉姆的批评也是基于施拉姆所确定的单一研究路线的焦虑。如果说既往的传播学史的探索可以说是从“内史”的角度，即追寻传播学科内在的发展理路和自身的演进逻辑的话，那么本文尝试从“外史”的层面辨明学科发展与外在社会因素的互动，以及传播学人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从影响的焦虑角度得出结论，传播学科的创建与发展已不再是偶然性的学术史事件，而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学科生成模式，这可以为学科的“发生学”提供一些另类视野，这也是心理史学的题中之义。

　　一、何为“影响的焦虑”

　　美国文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中提出“影响的焦虑”理论，被称为最大胆最有创见的一套文学理论之一，成为解构主义批评和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经典。该书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结合尼采的超人理论，试图通过阐述诗人之间以及传统与个体艺术家的各种关系来提出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布鲁姆，1973/1989：3)。

　　布鲁姆的中心主题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他们必须维持的与前驱诗人的模式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诗人之中的诗人”(the poet in a poet)是那种通过阅读其他诗人的诗而被启发去写作，倾向于生产出现存诗歌的衍生物，因此是脆弱无力的。因为一个诗人为了保证他在后世的流传，必须创造出一个原创性的诗歌版本。在诗歌传统中，有些是“诗人中的强者”，他们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矢志超越前代巨掣的诗坛主将们。天赋较逊的会把前人理想化，而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则会取前人之所有为己用。但是后辈诗人会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负债的焦虑。前驱诗人的影响变成某种使后人无法摆脱的焦虑。后来诗人处于一种甚为尴尬的境地，总是处于传统影响之阴影里。那么，如何摆脱这个阴影，使自己的诗作显得“并未受到前人的影响”，从而足以跻身于强者诗人之列呢，由此形成了“影响的焦虑”，即对于传统影响的心理焦虑，或由于传统影响而引起的焦虑感。于是强者诗人，就用各种方式去“误读”和“修正”前人，就是贬低我们的前人，从而树立我们自己的风格与之抗衡。布鲁姆认为渴望跻身强者诗人之列的当代诗人“新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诗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史”之父子相争关系。诗人面对着诗的传统——他之前的所有强者诗人——这一咄咄逼人的父亲形象，两者的关系是绝对的对立，传统企图压倒和毁灭新人，阻止其树立起“强者诗人”的地位，而新人则试图用各种有意和无意的对前人诗作的“误读”达到贬低和否定传统价值的目的，从而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后来诗人必须敢于跟诗坛巨擘或者说强者诗人作殊死的抗争，对他们进行“修正”，重新审视、否定，甚至推翻传统价值，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正是这种焦虑驱使诗人去走出前人影响的阴影，创造自己的风格，最终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布鲁姆本人的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影响的焦虑”，其理论的特点是富有挑战性，敢于否定前人的观点。为了与前人的文艺批评一争高下，达到一鸣惊人的目的，布鲁姆有意识地使用许多深奥莫测的“玄语言”，企图以晦涩的文风独树一帜而取胜，对诗的传统和诗论持否定态度，树立起自己诗论传统中的强者形象。

　　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的主体都是人(诗人)，不管是前辈“强者”诗人，还是后辈的“弱者”诗人在诗歌发展历史上都至关重要。前辈强者诗人是在影响的焦虑下推翻他的前辈强者而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供后人顶礼膜拜，而后辈诗人同样在影响的焦虑下自觉在形式和内容上推陈致新，修正前辈强者，创建自己的新风格，努力走出前辈强者的阴影，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同样这种权威也会被后来者修正和推翻，这种循环反复、前赴后继、兴衰更替、互相竞争造就了诗歌的繁荣更替。诗人的影响的焦虑铸就了诗歌史上繁花似锦的景观，传播学科亦是如此。

　　二、学科前史：社会学的焦虑和芝加哥传播研究的没落

　　在传播学科创建之前，由于影响的焦虑，社会学抛弃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抛弃了传播研究，传播研究命悬一线。1892年美国社会学家斯莫尔(Albion Small)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培养了一批社会学研究生，出版了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导论》(1894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杂志》。斯莫尔先后聘用了文森特(George Vincent)、托马斯(William Thomas)、帕克(Robert Park)、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成为同期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也成为当时社会学家心中的圣地，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成为当时社会学中当仁不让的“强者”。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作为研究人类结构和活动的社会学也面临着学科范式的转型。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最初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的移民浪潮逐渐回落，城市变得相对井然有序，社会问题暂时得到缓解，芝加哥学派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显得不合时宜。同时，新的社会学力量在美国其他大学崛起，逐渐改变了芝加哥学派一支独大的局面。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领导地位不断受到了挑战，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相继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中心，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即哈佛大学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哥伦比亚大学默顿(Robert Merton)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当时的“强者”社会学家，即芝加哥学派的库利、米德、帕克等人的地位最终被后继的强者帕森斯和默顿所取代，芝加哥学派走向衰落。

　　在社会学范式转变和芝加哥社会学派衰落的种种原因中，影响的焦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早期曾与芝加哥学派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当时社会学界，芝加哥学派几位代表人物影响实在太大，后继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路径来开辟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拉氏对传播研究领域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同时代的大多数从事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学者，但在社会学的历史长河里，他不可能在社会学圈子里取得理论上的主导地位(哈特，1992/2008：120)。一个学科的完善化和精致化也面临着衰落的危险。当芝加哥社会学派处于社会学巅峰时，当时的社会学者已经不能在探讨具体社会问题上超过芝加哥学派的几位强者社会学家，美国东海岸的社会学家们无疑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而产生的焦虑，他们在研究具体社会问题和质化分析方法上无法与芝加哥学派的“强者”抗衡，于是另辟蹊跷，为了树立自己的强者形象，便从社会整体结构和组织系统的角度采纳量化研究方法树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新范式，用“平衡”取代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