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Dibao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作者简介】李润波，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　101200）。

　　【编 者 按】邸报是中国最古老的报纸品种，但保存下来的原件稀少，晚清以前的邸报原件尤为罕见。近年来，一些集报爱好者，运用新闻史知识指导收藏，又依据收藏进一步学习、研究新闻史，已成为识见颇丰的民间藏报家。李润波先生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为支持本刊改版，李润波先生特将所见所藏珍稀邸报照片，径投本刊，以飨读者，并撰文加以介绍。这对新闻史学界和读者认识邸报，研究邸报，是颇有助益的。为博闻广见，本刊特设了“新闻博物馆”栏目。欢迎国内外新闻传播界和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界惠赐在新闻传播方面有历史意义的物品、人物、事件的图片和介绍，普惠学界，功莫大焉。

　　关于邸报的产生时间，新闻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汉朝，另一说是唐朝，根据是已发现的实物，即1907年前后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的“进奏院状”，现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方汉奇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此作过详细考证和论述，字字珠玑，真知灼见，此不赘述。本文试对国内现存的部分明清报纸作些介绍。

　　一、明朝的“邸报”

　　国内目前现发现最早的有明确报头的报纸是明万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1580年5月5日）的《急选报》（图1）。

　　这份《急选报》是20世纪90年代初年尹韵公先生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发现的。这份报纸的规格为雕版印刷，长24.6厘米，宽14.4厘米，册状，共6页，以黄纸为封面，左上端印有加黑框的报头，黑框内楷书《急选报》三个大字和“四月份”三个小字。正文部分以“吏部一本急选官员事，奉圣旨，计开”打头，以下分四栏，逐个刊出被选中的162名官员的名单，包括姓名、籍贯和被任命的官职。这份《急选报》使用的纸张和印刷的质量都不高，说明是一份时效性很强的临时读物，内容与清代《缙绅录》相似，虽属于不定期连续发行物，但初步具备了期刊的属性——排月号。这也是后来报刊的期刊号的前身。《急选报》是世界上最早雕版印刷的刊物，为国家图书馆所藏，近年才被发现。由于《急选报》是全世界现存的最早的称为“报”的印刷品，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明代报纸的实物，因此弥足珍贵。1994年4月7日方汉奇教授曾在《北京晚报》上作介绍，当时他老人家把此报界定为邸报之一种。笔者所见到的最早的报纸为天启七年（1627年）的“邸报”（图2），由好友范光永在北京潘家园的旧书商手中购得。这份“邸报”是迄今为止，第一次被发现的明代邸报的原件，也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准确时间记录的邸报，价值很高。

　　这份“邸报”是手抄件，内容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上谕：温体仁等奏酌保出力人员折：本年东河长水勤旺险工迭出，该管文武弁抢护平稳，自应量绩鼓励，闻归道节恒茂、河北道周维持具着加恩，交部议。东留县县丞倪文焕赏加，州司升衔。钦此。

　　上谕：徽宁国府知府员缺，着高时名补授。

　　旨：朕亲诣行×东庑道盛福各分献。钦此。

　　上谕：顾美谦奏拿获拒捕匪徒审办一档，此案广东匪徒马希山等在广西贵县地方迭次抢劫，复敢聚众抗拒官兵，实属藐法，经署县等奋力围搏，先后各击毙匪徒吴豫等多名，拿获匪首马希山等多名，所委员严加根究，仍饬该府县会营严缉在逃各逸匪，务获究办，并严令各交界处所搜缉余匪毋使藏匿，所有此兜拿匪徒速之快查亦严，有出力者酌保数员，侯朕施恩，毋使冒滥。钦此。

　　这份“邸报”抄写时可能有别字，语句不是很通顺，但意思能读明白。内容是谕和旨，共四项：第一部分是诏谕，说东河（黄河山东境内段）涨水，被文武官员率兵救护，没有出现决堤，皇帝按照温体仁大学士的保奏意见，对相关官员和护工予以奖赏。第二部分也是皇帝诏谕，任命高时名为安徽宁国府知府。第三部分为旨，旨是命令性手谕。此段疑有文字脱落。第四部分为诏谕，对于处理广东匪徒马希山在广西抢劫案件表示满意，对出力者予以奖赏。字体有红和蓝两种混杂，这两种颜色的文字是后来化学变化的结果，原本墨迹是碱性下的蓝色，因年长日久，纸张逐渐酸化，酸碱反应后，酸性较强部位字体的笔画呈现为红色。

　　笔者所见第二件是崇祯邸报。内容如下：

　　兵部为飞报军情事：炤得××猖，政在会剿，必侦探有灵，方调度中，窃本部已题差官施贵安设汾州地方，岂贵以该州失陷，回部已经参处，今特遴缪谟项，补改设真保，地方端耑司塘报凡有巨细情形，飞驰报其经行地方，已咨督辅转行各道朕府州县等官，遵奉屡旨逐程设飞递外，相应给牌。为此牌仰本宫收执，确遵供职，如果探报得实传递，特先一体叙用，一牌给差官缪谟。

　　郎中张正声

　　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这件邸报没有报头，文字水平也不高，别字使用较多，断句也有问题，大体意思是：兵部已得知汾州匪势正猖，正在会剿，以后作战必须情报灵通，这次正安排施贵安担任汾州行政官，不料赴任时汾州已失陷，现在正选派缪谟项改任该州长官。如果真想有效地保护好地方，以后提塘报事一定要将局势变化中的大小事情都告知沿途地方，这件事已经征得省督抚同意，由他们通知地方道、府、州、县衙门，按照这个办法做，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快速传递情报，把报牌传到我处收执。如果探报得实，另将一报牌传给差官缪谟。

　　这份邸报用了“飞报”这个词，说明加急。在时效上，飞报比塘报要紧急，传得更快。这封邸报发出的背景大概是这样的：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李自成在西安誓师北上，军事力量有步兵40万、骑兵60万。百万雄师由禹门口东渡黄河，取道山西，直指京师。过河后，兵分三路，李自成率东北军一路主力约50万北上，正月十八日攻陷平阳（今临汾），二月初二攻陷汾州（今汾阳），二月初八攻陷太阳，二月十六日攻陷忻州后包围了代州（今代县），推进速度极快，直抵京师。此件邸报发出时间为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距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煤山上吊仅20天。这件邸报反映出，兵部已命差官施贵安到汾州去侦探军情，不料尚未到汾州履行职责，汾州已被起义军攻陷，因此回京被“参处”。因事发突然，兵部又改派缪谟顶，到真保这个地方设置侦查所，设立塘报站。真保为今河北省保定附近。此件邸报揭示了当时复杂多变的时局动态，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二、清朝的“邸报”

　　清代统治者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继承了明代邸报的传报制度，但是到雍正、乾隆年间，皇帝进一步削弱内阁权利，设立一个专门对皇帝负责的办事机构——军机处。军机处把可以公布的谕旨、章奏交到内阁，内阁传知各衙门到六科报房传抄，同时由各省巡抚、总督派驻在京提塘官和兵部派驻各省的提塘官把允许向下传阅的谕旨、章奏抄录下来后，通过驿站传报四方，这样抄传出来的官文书，通常被称为“邸报”或“邸抄”。

　　朝廷不印刷邸报，但是它也不禁止民间报房翻印“邸报”和以“邸报”为主要内容的《京报》。所以，清朝民间印刷的邸报（因是印刷品，且有报头，故由此加书名号）至今仍有一定数量存世。过去，新闻史书籍介绍清朝邸报存世极少，最早就介绍到乾隆三十五年。近十几年间，在民间收藏大潮的席卷下，一些更早、更珍贵的邸报浮出史海，内中大多是不同时代的进士题名录，最早有明末的，清朝则从顺治到光绪之间都有，既有原始带封面的，也有后人将汇编成册的邸报拆封另加封面的，还有一件是从某图书馆流散出来的，上边仍保留图书编号。这批邸报过去一直沉积在民间，直到当代收藏热潮兴起，才被具有新闻史知识的民间集报人发现。

　　笔者所藏最早为康熙三年邸报（图3），还有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八年、道光八年、嘉庆二十四年、光绪六年等件，其中康熙三年、乾隆二十二年和乾隆二十八年邸报内容为题名录，其余为当时皇帝谕旨、大臣任免、重要奏折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邸报恰好是雍正皇帝即位第二个月，因而追念父皇内容最多，同时将日常跟随父皇较久的官宦和太监，实行重奖。雍正元年二月邸报为梓宫落葬方面内容，从这份邸报不难看出，雍正帝追念父皇恩情非常真诚哀切，堪称大孝子。

　　道光十四年邸报为李敷仁旧藏，同时面世的还有嘉庆至光绪年间十余件，颇值介绍。

　　李敷仁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主编《老百姓》、《民众导报》。1946年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所幸子弹未伤要害，被当地老百姓救活，并予以保护。后来，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至于这批邸报李敷仁是怎样得到的，历史上没有记载。据传说，他在国民党任职期间，一次检查邮件，因其中夹带烟土予以没收，烟土上交，邮包内的这批邸报，却未被上司拿走。李敷仁当年懂一点新闻史知识，觉得非常珍贵，就保留了下来，近年才流散到市场。

　　三、《京报》、《宫门钞》

　　《京报》和《宫门钞》都和邸报有关。雍正年间，朝廷一度禁止民间抄印贩卖和阅读邸报。乾隆中期后，逐渐解禁，允许抄印邸报内容的《京报》在民间出售，这样，民间报房因有利可图又兴盛起来。

　　民间报房印发的《京报》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钞、上谕和章奏等。宫门钞（图4）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天的朝廷的重大政治活动，多数都与皇帝有关，内容庞杂，文字简略，各条都像是一句话新闻。上谕是皇帝的明发谕旨，以任免、奖赏居多。章奏是在京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的题奏。对当时发抄程序也有相关记载：“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抄者，皆下于阁。内外陈奏事件，有折奏、有题本。折奏或奉朱旨谕旨，或由军机处拟写随旨；题本或票拟钦定，或奉旨改签。下阁后，谕旨及奏折，则传知各衙门抄录遵行；题本则发科由六科传抄。”乾隆年间又规定，“所有在京各衙门抄报，总由公报房发抄”，各省发递阁抄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以杜讹传私抄泄露之弊。嗣后小报房盖行禁止。但清中期以前传抄小报的报房都是纸铺，宫廷所需文房四宝和乡试、会试考卷也由他们承担，各纸铺都与内府官员有密切关系，故虽曾明令禁止，但实际还有悄悄运作者，只是更加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直到朝廷再度默许。当时各报房到午门外公报房抄报的程序大体如下：每天早晨各衙门派笔贴官去抄录，各报房派一人到公报房外等待，衙门抄完后，报房人进去再抄录，抄回来后再誊写或排版（早期由穷苦文人分别抄写，后来因供不应求才使用木板活字印刷），笔者藏有光绪十九年的《奏报》（图5）和《发抄事件》，就属于报房抄写件。

　　清代《京报》是中国报业史一大亮点，几乎贯穿大清始终。从目前发现的原件看，最早有封面的是道光十年件，没有封面而内页顶天有“京报”字样的，以乾隆二十五年为最早。从时间上看，同治年以前报房名称不在封面而在首页，光绪年间才在封面印上报房名戳。根据文献记载，清光绪年间北京民间报房已达15家以上。据《方汉奇文集》介绍有：聚兴、聚升、聚恒、合成、信义、杜记、集文、同顺、同文、天华、公兴、永兴、洪兴、连升共14家，此外笔者还收藏有“天辅”、“三友”报房的原件（图6）数件。2007年，安徽冯艺先生在潘家园旧家具店买到两块“福兴老京报房”和“福兴公报局”牌匾，均无年号。从风格及包浆看，前者似清中叶制品，后者为光绪末年或宣统年间制品。虽无该报房资料佐证，也可以认定这两块牌匾出自一家，时间跨度当在几十年以上，只是未见到该报房《京报》的原件。在诸报房中，以聚兴、聚恒、聚升报房之《京报》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广。《京报》内容编排大略相似，由宫门钞、谕旨、章奏三大部分组成。“宫门钞”部分主要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天的朝廷重大政事活动，包括召见、引见、觐见官员、王公大臣请安、请假、消差，臣僚谢恩、谢赏、衙门奏事及皇帝起居等；谕旨部分则为照发皇帝谕旨，包括任免、褒赏之类内容。其中属于批示性的，都附在每件奏折后边。批示性谕旨繁简不一，早期几代皇帝都比较勤政，批复的“谕旨”文字都有充分内容，而道光以后则很简单，大多略批数字而已，如“朕安”、“知道了”、“该部知道”等。其中章奏部分所发表的都是京都衙门、各省督抚、将军、河督们呈上的可以公开的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