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可以“寻找大师”,但不该将其作为主攻方向。与其这样,还不如努力营造好的文化氛围,让一代学人的精神、气质及学问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舒展与发挥。 

　　今日中国,只要你逛一趟街或开两次会,就能灌进一耳朵的“大师长大师短”。这边厢刚见识过几位史学大师、物理学大师、指挥大师,那边厢又来了好些烹饪大师、风水大师、催眠大师;而任何一位穿上袈裟的,也都可能被称为“大师”。至于在各种展厅晃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招贴,更是师出有名——先由轻工业部负责,后有发改委接盘,如今则改为行业协会主持。若你过于天真,想“正本清源”,那是做不到的;因“大师”这概念没有专利,且内涵与外延很模糊,谁都能用,说不上“侵权”。 

　　你若问我何为“大师”,我先请教评价的范围及尺度。不说滥竽充数的,也不提拉大旗当虎皮的,更不屑于分辨那些花大价钱买来的,就算都是个“人物”,也还有个等级问题。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曾将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永久地为全人类所欣赏的作品,称为绝对的经典;而将那些在特定时代、特定国度受激赏的好作品,称为相对的经典。套用这个说法,今人眼中的“大师”,也可以有绝对与相对之分。 

　　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与“六亿神州尽舜尧”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敞、适合于从容地展开论述的空间。拒绝物廉价美的颂词,也不喜欢高不可攀的神坛,我倾向于阅读、阐释、追摹那些离我们比较近的“相对的大师”。具体尺度,接近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先生(1936-2012)担任学术顾问的系列电视片《大师》,即选择百年中国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引领风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作为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之所以选择“百年中国”的视野,那是因为,晚清以降,中国人在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接触、碰撞、竞争与融合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信心与道路。还有就是可操作性——谈论“大师”,标准不宜订得太高或太低。订得太低,满街跑大师,一点神圣感都没有,消解了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订得太高,立说的只算孔孟,写诗的仅有李杜,则让许多原本奋发有为的青年才俊彻底绝望,那也不是好主意。另外,还得考虑各学科的特殊性。即便是认真、笃实、开明的读书人,受各自学科文化的影响,也都有自己的偏见——坐下来讨论问题时,不仅隔行如隔山,且各有其自信与尊严。我在北大讲现代中国学术史,提及“百年中国”十多位文史方面的大家,某经济学家看了名单,很不屑地说:这算什么,没有一个哈耶克!因此,本文还得再加一个自我限制——所谈论的,仅限于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