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琮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侗族作家，他从1956年19岁时开始发表作品，除“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而停笔外，多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特别是近10年来更是老当益壮，创作了长篇小说《血雨》《穷乡》《难得头顶一片天》《太阳底下》《梦城》，以及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修订本)和《庄周》等。2014年，这位77岁的作家又推出了百万字的反映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期间贵州侗乡社会发展变迁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今天，结合作品，追忆其走过的文学道路，对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感悟愈加深刻。

　　杨玉梅(以下简称杨)：每个作家都有特定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您在1950年代就走上了文坛，这既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估计也跟您所处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关吧？

　　袁仁琮(以下简称袁)：是的。我出生的贵州天柱是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方，清水江水路交通方便，随着木材的外运和货物的输入，受湘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各种文化影响较深。我老家蓝田碧雅村，山高谷深，四五百户人家，却有清末文秀才两位，武秀才一位，还有一位贡生。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从山外请来的一位清末秀才，姓江，名中兴，还是天柱籍北伐著名将领王天培的恩师。山里人喜欢书，尽管很穷，有书本、笔墨纸张的人家却很普遍。

　　不过，我搞文学创作完全出于偶然。像我这样出身贫苦的山里孩子能到县城读书，靠的是政府发放的援助金，乡亲父老和家人欣喜异常，我自己也是说不出的高兴，有一肚子话想说。1956年暑假，我因病回到家里，没法干活，便经常坐在河边冬青树下乘凉，胡思乱想。当时，我已经接触一些文学作品，自己也想试试。没有稿纸，就用白报纸密密麻麻地写了独幕儿童话剧《小花和尚看梨》，糊里糊涂地寄出去，想不到年底就发出来了，收获50元稿费。那时候，5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学校教师的月薪也不过50元上下，第一次尝到用作品赚钱的甜头，难以用语言表述。此后近60年的创作历程，收获更多了。文学能帮助人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享受美中受到教育，净化心灵。

　　杨：文学创作需要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您坚持写作一辈子，有没有感觉创作资源枯竭的时候？

　　袁：我感到的是时间不够用。创作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我注定要和文学相随一辈子。我家里除了电脑、单反照相机，就是满壁满地的书。除了参加贵州省写作学会(我是学会顾问)组织的采风活动，有了余暇便和妻子一起逛公园，亲近大自然，放松一下。我熟悉不少农活，木工手艺不错，还学了摄影，教了一辈子书，还钻进故纸堆里，和古人打交道。想写的东西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