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的角度，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古已有之，像“公安”、“竟陵”、“桐城”等等莫不如此。我们常常说“乡党”，因“乡”而“群”而“党”在中国文化中亦有传统，一直到现代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仍然是以皖籍知识人为主体的。从地域和作家成长的角度，可能确实存在某些人杰地灵、文风盛炽的地方。在这里，地方鼓励、文人激发，崇文成为一种传统和风气，以至于催生、孕育、绵延出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

　　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的基本前提是先有“作家”然后才有“流派”。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浙东地区、江苏的苏州等等地方都作家辈出，但都没有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样大张旗鼓地去命名、推进、培育和再生。如果确实存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从文学史的角度，我认为是带有追认意味，即我说的“传统再造”。“里下河”不是传统意义狭隘的“地籍”，从更宽泛的意义讲，扬州的高邮和泰州的兴化，甚至周边的海安、东台、宝应、姜堰等同属于一个大的“里下河”地区。虽然我们现在意识到作为施耐庵、郑板桥、宗臣、刘熙载、汪曾祺、毕飞宇等的故乡或仕游之地，“里下河”早就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标。但不可否认，“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被提出来是和“里下河”地区兴化籍的毕飞宇在全国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有关。人们关注毕飞宇的《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关注楚水和王家庄这些“文学地方”和他故乡“里下河”地区的关系，“里下河”俨然成为毕飞宇个人“福克纳”意义上“邮票大的地方”。“里下河文学流派”一定意义上是从毕飞宇往“前后左右”看而被“重新发现”的“文学传统”。所谓“前”，指“里下河”地区文脉悠远，“里下河”是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汪曾祺、高行健、曹文轩等的“里下河”，另外丁帆、朱晓进、何永康、王尧、汪政、吴义勤、费振钟、王干虽然比毕飞宇出道早，但因为他们的批评家身份，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和“里下河”文学勾连起来研究；所谓“后”，是在毕飞宇之后，像鲁敏、丁捷、庞羽、周卫彬、周端端等“里下河”作家持续不断地出现；而“左右”，则是和毕飞宇差不多同时的刘仁前、鲁羊、朱辉、朱文、罗望子、庞余亮、楚尘等在全国有影响作家一齐涌现出来（“里下河”地区诗人，叶橹教授有专文讨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考察“地籍”（或者更大一点的“地域”和“地缘”）和“文学流派”的关系不能完全囿于地理版图划分边界。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肯定存在“核心”和“辐射”地域，观察“里下河文学流派”当然应该考虑到它的文学辐射的扇面。因而，未来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从“地籍”身份的识别转向“文学”身份的识别，亦即追问什么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学精神气质？而不是表面的风景、方言、风俗等简单标识的提取。风景、方言和风俗等固然是识别“地籍”文学流派的指标，但更根本的还是一群作家所共同“制造”出的有鲜明地方性的文学气质和审美风尚。当然，文学的“传统再造”离不开更辽阔的“文化”，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一定要深入考察其扎根的文化腹地。“里下河”地区不仅仅笼统地作为中国文化的南北交汇之地有其南北杂交的文化样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落实到具体地方，泰州学派、中国古代以扬州为中心的市民文化、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文化等等都会成为“里下河”文学重要的写作传统和写作资源。因而，“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传统再造要有比文学传统更辽阔的文化传统再造的宏大视野和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