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正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因为我们置身在被西方学者命名的“后现代”时期。在这个瞬息万变、讯息发达的“后工业化”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艺理论研究似乎前景黯淡、辉煌不再，具体表现在文本的优先地位和文学实践活动的连贯性正在日益动摇和断裂。法国文化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在其《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称“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当后现代主义宣称现代主义已精疲力竭，文学实验和意识形态批评已时过境迁之时，它早已把理性结论伪装成为形象描述。

　　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的确在总体上影响着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发展，任何试图完全回归理想化的过去状态的举动可能都是徒劳无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首先拉响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规划”不稳定的警报，并相当致命地威胁着我们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人文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话语似乎继续被利奥塔德称之为“大叙述”的理念所统摄支配，这个“大叙述”包括20世纪现代主义的主要流派(形式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颠覆性话语，因为索绪尔、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学术规范，建立在这些学术规范基础上的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似乎使得诗歌或小说能被某种全能理论所阐释和解读。但是，近年来我们也切身感受到这些原初的和整体性的理论缺失。它们想当然的臆断使其丧失了权威性，一些后继的批评家更使这些理论削弱其原有的战斗性，也许正是这种不自然状态违背了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揭示文学作品意蕴和手法的初衷，于是一些理论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话语：罗兰·巴特从符码化符号意义的复杂系统转向明显任意化的“文本欢悦”立场；麦考瑞和阿尔都塞认为某一文本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文化实践；拉康超越了弗洛伊德把自己的象征意义强加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建构起思想和话语“主体”相互对应和契合的镜像学说。尽管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出现了比较大的分野，但由于其较少受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激烈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又组成了更大的“大叙述”。以结构主义为例，它从形式主义那里继承了“细读”方法，从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非神秘化原则，从精神分析学派那里生发出阐释的反转功能，就此而言，利奥塔德的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还是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正如英国文化学者彼得·科利尔所说：“后现代主义运用的知识没有先验的基础，没有优越的视角，因而也没必要计较现代性规划的丧失以及有效批评的匮乏。我们只能积极地默许一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所有的文化行为或许被平等地批评为有意义或无意义。”

　　事实上，甚至像利奥塔德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在拒绝建立任何文学批评话语的合法化“叙述”时，也假定了批评话语的力量，即使是在解构主义批评盛行的当下。解构主义追求否定性的阐释学，并表现在自相矛盾的话语中，它遵循“差异/延宕”的原则，抛弃作为形而上学的幻象征兆的任何铭刻在文学写作中的原初话语意识形态主义意味。其代表人物在实践中把他们的理论用于对后现代主义现状的强大象征结构进行颠覆，这种颠覆当然试图否弃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因为它惟恐与支持主导性社会霸权的形而上学或本质论形成共谋。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多尔诺，在其《美学理论》中已经试图从他欣赏的典型现代主义作家(贝克特、卡夫卡)支离破碎、消极低迷的艺术作品中消除超验美学。例如，贝克特的作品被命名为抵抗资产阶级美学改良规划的有倾向性的沉默性艺术活动。而德里达这位几乎对所有后结构主义批评都产生影响的哲学家发现了一个盲点，该盲点足以破坏他所论述的从柏拉图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从卢梭到弗洛伊德的所有哲学家的有意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