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新观察·年度综述

　　建构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常态”

　　□张 柠 等

　　2015年的中国文学，有佳作问世、有盛事发生，许多新的趋势性元素也已经浮现。中国文学的“混合动力机制”作用愈发凸显：一方面，在文学的自我生产领域，作品创作和理论批评都持续活跃；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引导力度在不断加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于发表一周年之际全文公布，新一届“茅盾文学奖”也于年内评定颁发。此外，资本市场深度介入文学创作，继续刺激着类型文学的发展，并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运行模式，类型文学的创作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三股力量各有侧重的同时也在渗透交融，共同建构着中国文学格局的“新常态”。

　　张 柠：今天讨论的起点，需要扣住文学生产、资本市场、国家政策这三个大的方面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尽管它们并不是2015年所特有的文学话题，但却是我们对一个年度文学进行总体回顾的基本维度。

　　在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发现2015年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新动向，特别是叙事形式的变化及其可能性；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经验多样性；诗歌语言出现了微变或新变；类型文学的传播和生产机制也在发生改变等。

　　其中两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第一是长篇小说的形式问题。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回归显示出中国传统叙事的种种特征，比如故事的传奇性、民间传说、故事因果关系强化，叙事中的“重复”，话本小说语言等等。此外，用“有效性”概念处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心经验和边缘经验、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矛盾，这从今天长篇小说的总体创作状况来看，应该是合适的。这种回归本身也是形式探索的疲惫而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第二是关于类型文学本身的总结。不是简单地将它视为“通俗文学”就予以否定，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值得重新对待的问题加以探讨，或者说使之重新成为问题。尤其是从类型文学的内在形式切入，分析它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这种跟市场关系密切的类型文学，它的生产动力恰恰跟外部是有关联性的，这种关联性是什么，需要我们总结。

　　1 叙事问题：回归传统压倒形式实验

　　于文舲：2015年文学中的一件大事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5部获奖作品是近4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实绩的代表。总体来说，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偏向传统。作家与某片大地的情感关联，赋予小说内容上的超越性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再加上人文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色，形成了一种比较经典的写法。类似的特点同样出现在今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之中。今年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在叙事上明显地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特征。

　　小说向传统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注重故事性，并建立起一种特有的“讲述的语调”。迟子建《群山之巅》描绘边地小镇的故事，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里，作者塑造出一系列诡异变形的人物形象，在他们之间，有杀人强奸案、逃亡与追捕、情感抉择、阴谋与揭秘等故事性要素，这样建构起来的小说，让我们联想起古代的“奇书”传统。东西《篡改的命》故事更加连贯，它讲述的是两代人的命运，叙事表现出极端化、戏剧化的特征。所谓的“命”，本身就是我们文学传统中故事建构的重要方式，小说用夸张甚至调侃的语言讲述一个原本沉重的故事，也很有话本和说书的味道。“回归传统”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线性结构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复沓回环、东方套盒、“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等古老结构。李杭育《公猪案》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本，小说采用时空交杂、往来穿梭的方式，通过相似的要素，把三个时空的故事捏合在一起。

　　以上涉及的主要是古典传统，而今年小说所回归的也包括现代传统。例如严歌苓的《床畔》，就是借用了“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变形。一个更重要的“现代传统”是现实主义。今年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作品不在少数。刘庆邦《黑白男女》、陈彦《装台》和路内《慈悲》等，都是将小人物的人生故事与人道主义情感关怀结合起来；王安忆的《匿名》大致属于现实主义混合现代主义的写法。

　　当然形式的出新也没有消失。比如周大新《曲终人在》以“写传记”和“采访记录”的形式来处理官场、反腐题材；须一瓜《别人》借助媒体记者工作的特殊性，涉及了诸多社会热点话题。传统回归的趋势已浮现多年，它在今年体现得格外突出。其实，就文学形式而言，新旧并不是根本问题，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有效。如何处理传统资源、如何运用传统形式于当下经验书写，这才是更重要的、“旧”中见“新”的问题。

　　梁 豪：与长篇小说一样，今年的中短篇小说仍以现实主义书写为主，大胆的形式探索和语言实验不多。在先锋文学30周年这样一个节点来看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仿佛见证了一场轮回。

　　今年较为出彩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在此有着明显的问题意识。它与整个时代的气息和症候联系密切，同时关涉到作家对现实经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捕捉方式。有的直击社会道德状况，如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马金莲的《一抹晚霞》、荆永鸣的《较量》等。在这些小说中，“小人物”成为面对社会问题时最强有力的“发言人”。有的关注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例如王蒙的《仉仉》、刘心武的《煤球李子》、陶丽群的《母亲的岛》等写老龄群体的身份焦虑，陈再见的《回县城》、陈仓的《墓园里的春天》等写城乡的身份焦虑。还有的与“全球化——全媒体”的时代大潮有关。在陈谦的《无穷镜》、苗炜的《面包会有的》等小说之中，频频出现新的名词术语、逻辑方式乃至表达方式。医学、科技、国际贸易等跨学科知识进入小说，为文学表达带来了新鲜的语汇和逻辑。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变异同样重要：葛亮的《不见》中，道貌岸然的钢琴家，实际上是囚禁性奴的变态；鲁敏的《三人二足》则设置了一个“恋足癖”的套子。这些青年作家，正在讲述更激进、更新奇、更复杂也更个性化的情爱纠葛。“情爱”这个老话题，在这里很容易擦出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