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故去，在中国引发反响和悼念是必然的。这位拉丁美洲的文学巨匠，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影响最大最深的外国作家，也似乎是具有某种“中国性”的外国作家。《百年孤独》不用说了，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作家在自己创作的开始阶段最重要的参照，是他们写作的范本。那个让无数中国作家激动的首句，就是一个中国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世界的新的想象方式的接受的经典范例：“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许多人直接在自己的小说中模仿这个句式，他们从这里明白了小说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可能性。到今天我再重温这句话还是有别一番的感慨。

　　马尔克斯的名声其实不仅仅在中国的文学中，从外国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极为稀少，但《血色清晨》这部导演李少红在1992年拍摄的电影就是根据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的，这部电影在当年也有相当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还出品了一种名为“百年孤独”的白酒，也一度非常畅销。足见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影响力。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纯文学”作家，他在中国文学领域和公众中的影响力可谓独步天下。这也是中国80年代的开放的最初时代的一个历史的独特象征。他其实和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但这里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他和我们的相遇，正是在中国开放的最初岁月，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广泛译介都是未经作者授权的。我们大家投入的那些感情和青春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看到的当年为之激动的译本，其实是自己上阵翻译的。当年中国没有参加伯尔尼公约，所以这种未经授权的结果不合规范，却歪打正着，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变化。这也曾经引起了马尔克斯本人的不快。

　　80年代中国文学开始和世界当代文学“相遇”，这是在经历了相对封闭的十多年之后的独特的经验。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一方面，一种新的个人解放思想潮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80年代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民族意识中强烈的作为“第三世界”斗争的中心和反抗美苏世界霸权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直接的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感觉，强烈地影响了文学的想象。“走向世界”的口号激动人心，其实在那时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走向西方。我们发现无论我们表现的题材、表现的方式和想象的路径，都和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当时的作家和文艺青年急切地阅读袁可嘉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阅读陈琨先生介绍西方新的文艺思潮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述评》。一面惊奇于那些奇特的想象方式和表现方式，一面也慨叹中国的生活和这一切之间的巨大差异。当时人们开始认识萨特、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等西方文艺代表人物，却也感受了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时代生活给予我们的限定，让他们显得遥远，我们似乎难以赶上他们。于是，“走向世界”的路径何在变成了我们的最大的困惑。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的。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的标准，一个似乎是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了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我们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大师看待，以最为真诚和最为热切的介绍和推荐，向读者提供世界文学的超级范例。同时，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的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此视为我们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种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