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文学翻译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译有《挪威的森林》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心》《罗生门》《雪国》《金阁寺》《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等日本名家作品凡70余部。

　　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翻译出版了85本书了。可是每次谈翻译时我都感到不知所措。这一是因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文学艺术、语言艺术、美的艺术。而美或美的艺术，在本质上、性质上多是不能谈论的东西——“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二是因为，纵使这“妙处难与君说”，也给先辈们说得曲尽其妙了。后学如我又能说什么呢？

　　也罢，就从这里说起好了。去年北京一家出版社要把我早年翻译的夏目漱石的《哥儿》《心》等作品作为汉日对译读物重新包装出版，遂要我重新校阅一遍。一来毕竟是旧译，二来对译读物有其特殊要求。校阅之间，我有个意外发现：30年前翻译的夏目漱石的《哥儿》居然没有多少校改的余地！起始我不相信，于是在不看旧译的情况下重译了一段，之后两相比较。结果情况变得更糟，我认为新译有的地方甚至比不上旧译。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30年间——整整30年之久——我的翻译水准全然没有提高，还是意味30年前我的翻译水准就已达到今天也未必达到的高度呢？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气急败坏还是欢欣鼓舞。但不仅仅如此，其更深的含义恐怕在于：较之技术，文学翻译的确是一种艺术活动——技术可以重复，不能重复的不能称之为技术；而艺术，严格说来则是不可以重复、不可以复制的，倘可以重复或复制，便不是艺术。

　　假如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势必意味着我有可能是天生搞文学翻译的材料：出手不凡。事实上我出道之前并没有受过翻译训练，没有上过翻译课，更没有拿过翻译专业硕士学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付出相关的努力。

　　就此我想如实报告两点。一是我自小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小说等文学书。有句话说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就我看书来说，我倒是不大注意看故事情节，而更留心表达方式和修辞，有时一边看一边摘录漂亮句子。这个习惯甚至断断续续保留到现在。翻阅读书笔记，前不久我还不知从哪里抄得这样的句子：“读之如履晴空，四顾粲然”，“行文笔法，不让刀刻”和“清风十里，明月一天”，如此不一而足。同时习惯于每天睡前看一两篇原创散文，把漂亮句子录入脑海，带入梦乡。也许你笑我幼稚，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像个中学生似的？但我以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永远是个孩子，应该永远保持童稚之心、敬畏之情。可以断言，正是这样的阅读热情和阅读习惯培育和呵护了我的写作能力、修辞自觉和文学悟性，或者在体悟语言艺术之美方面表现出的一点点灵性。一次在讲座会场有学生问我对自己的翻译最满意的是什么，我回答大概是译文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的那一点点灵性吧。尽管灵性这东西在译文所有要素中大约仅占0.5%，但正是这0.5%使得我笔下99.5%的文字活泛起来、机灵起来，带有种种微妙的韵味和表情。我一向认为，一般的翻译和非同一般的翻译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传达意思、内容或故事，后者再现表情、喘息和心跳。以绘画打比方，前者画须发，可能丝毫毕现；后者画眼神，但求动人心魄。而这无疑取决于0.5%灵性的有无。

　　灵性从何而来呢？恕我重复，来自母语阅读、母语熏陶。也就是说，母语关乎灵性，关乎审美，关乎心灵机微的捕捉以至天人之际信息通道的贯通。而这些，大而言之，与人的幸福感有关；小而言之，与文学翻译的效果有关。用作家毕飞宇的话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一个翻译家如果丧失了母语写作能力，外语再好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