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对于“60后”作家来说，绝对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出生寒门的我们，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时代骄子。书生意气，飞扬青春，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文学之梦正酣。国门洞开，思潮涌入，我们这些最初的“文青”，以文学的方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心存“学得文武艺，货比帝王家”的志向，迷信“他人即地狱”的信条，我们头戴校园诗人或校园作家的桂冠，在四年不食人间烟火之后，被大学这熔炉一律吐了出来，进入了比象牙塔更复杂、更混乱、更功利、更世俗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我们，体会到的是种种不适。看着别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后风生水起的人生，文人的那份骄傲随即被脆弱和自卑替代。好在还有文学，它成了我们自我拯救的福音。

　　因为文学，我们这些80年代的校园“文青”，一些被分配到了文化事业单位，一些后来想办法调进了文化事业单位，但更多的已改弦易张，做起了与文化毫不相干的营生。许多年后，被岁月和生活改变得面目全非的我们，惟一没改的是对文学梦想的那份赤诚与痴迷。

　　我18岁进大学，19岁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23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小说。大学毕业进了地方党政机关，蜻蜓点水后又调入省级出版单位，做着职业文学编辑，当着业余小说家，写着不痛不痒的文字，编着不冷不热的书稿，过着不富不贫的生活，赶着一个又一个跟文学有关又无关的笔会。渐渐地，文学的人生变得假大空起来。守着过去的点滴成就，顶着一方名流的光环，自鸣得意一阵后，才发现江山代有才人出，风骚也属他人。生活无情地将一个小说家闲置了，时代的列车远去，我才意识到我的书斋原本就不是火车头。

　　与生命纠缠在一起的文学，自以为生就属于文学的自负，做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梦想，一切都虚幻起来，可疑起来。很多个夜晚，我独自一人，看窗外霓虹点点，夜色阑珊，我甚至怀疑，我选择的文学人生路，是否注定是一个错误？我向文友倾诉我的苦闷和不安，巴望他们能给我良方一剂，但得到的都是头痛医脚的处方。我说我是不是远离了生活，他们就反问我，难道现在你不置身生活中？我说，我远离的是激发我创作的生活，他们说那是你缺乏在自我生活中发现文学的能力。在经历了太多的酒吧长谈和沙龙争论后，我几乎空虚得如同一个空壳。

　　那年，我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