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秘密是我渐渐感觉到的，其实，也是贾平凹自己说的。  　　

　　每一位杰出作家都有自己与世界、与生活、与文字建立一种默契关系的方式和途径。平凹的方式和途径，与其他作家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更多不同之处。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生活，他拥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写作秘密，似乎也是一种命运，“命运决定了我们是这样的文学品种”。

　　上世纪七十年代，贾平凹从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商洛的丹凤棣花镇出发，从自己生活了十九年的老宅出发，开始他至今长达几十年的文学叙述之旅。对于平凹来说，他此后的千百万文字的作品，无一不有故乡商洛的影子和痕迹。就是说，他一踏上写作的路途，就从未忘却和遗失回家的路。这不仅是出自他生命和个性的本能，更是他愿将其视为文学立身之全部的选择。早年的《山地笔记》《商州三录》　和　《浮躁》，后来的《废都》《妊娠》《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还有刚刚写就和发表的《极花》，十几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几乎全部都是文学的商洛。这也不奇怪，莫言的几乎大部分作品，也是离不开“高密东北乡”的;苏童的叙述，看上去千变万化，但永远是环绕着他从小就熟悉的江南苏州“城北地带”“香椿树街”和那条古老运河;余华的故事里，虽然常常有意遮蔽许多外在的环境形态和地域风貌，但是，我们依然很容易就辨别出，他的叙述里弥漫的是江南小镇荫翳而潮湿的气息，无疑，他的文学白日梦，是从他熟悉的小镇延伸出来的。也许，世上就有这样的一类作家，他们的写作和文学的呼吸，都是依靠故乡所给予的神示来供养的。难道这就是所谓“凤楼常近日，鹤梦不离云”吗?  　　

　　我曾遍访阿来、苏童和贾平凹这三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出发地”，或者说是写作“发生地”，这都让我更加意识到，在他们写作的精神起源和物质“原型”之间，存在一个无法分割的精神“气场”。苏童的苏州，还有那个“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阿来的阿坝州马尔康的“梭磨河”，贾平凹商洛丹凤的“棣花镇”，它们尽管在文本中仅只是一个叙事的背景，或者虚拟的叙述平台，但凡是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实际的存在与文本之间，存有一种“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的默契和神光。我感觉，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有一个“原点”的，这个“原点”决定着他想象的半径，而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异秉”，则使他们对历史或现实可能获得重要的精神解码。苏童仰仗江南诗意、诡谲的氤氲、温湿的气息，生发出神秘的幽暗和飘忽;阿来的马尔康，那条整日整夜奔腾不息的“梭磨河”，源头是苍莽的雪域高原，旷世的险峻，滋生出的雄浑，依然透射出浩渺的气息。那么，贾平凹的商洛呢?并不高耸但奇崛的秦岭，有股扑面而来的鬼斧神工之妙，而几十年来，贯穿贾平凹文字里的“势”，游弋其间，山岭上的奇石怪坡，培育了他行文的奇崛和沉郁，面对贫瘠和荒寒的时候，他表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沉重和沧桑。所以，一个作家早年生活的环境，会令作家的写作“无可救药”地伴随他的一生!　地域环境与相应的人文状况，构成了作家挥之不去的独特气息，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文字里，与写作者的志趣浑然一体，也就铸就了文本的个性和独特风貌。我十分赞同早逝的天才评论家胡河清以“全息”论的思维，审视作家的写作和对文本的阐释。他当年所倡导的以“全息主义”视角阐释作家文本的文化学密码，现在看来，是颇有道理的。特定的写作发生的场域，或者作家很长时期的叙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作家进入、深化文学对于人类生命景观的描述能力。“从全息的角度感知生命，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生命本体之外的虚假表象，而直接接近人性、人的灵魂的核心层次。”我们这样来揣度写作的发生，并不是要将作家的写作局限在“地域决定论”的樊篱之中，而是为了强调因地域性因素而生成的、作家感悟生活和透视生命心史秘景的能力。中国作家的这种感悟，显然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通灵性质。也许，好作家、杰出作家，都是通灵的，他一定是以一颗少有世故、没有功利和没有算计的心，体验、辑录并呈现生活及其存在世界的可能性。说白了，作家在文本里面所呈现的世界，也许就是在生活中与他的“貌离神合”之处。对于贾平凹，这就是宿命般的选择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