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我是两代人，在他生前我并无机会识得一面。但作为读者、作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我和路遥却有着漫长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所在的村子还很少有电视，所以一家有了电视往往全村人都去看。遗憾的是，当时电视似乎只能收看两三个台。于是一次在一个“正片”结束以后转台，另一个故事正在进行：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个年轻人在痛苦地吼叫，他的民办老师之职被书记儿子顶替了；他要去拼命，却被父母拦住了；于是这个叫做高加林的年轻人换上最破旧的农民的衣服，下地干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叫巧珍的漂亮姑娘……电视看完时，周围的人多已酣然入睡，我却泪流满面。当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人生》，也没想过它还有作者。1990年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人生》、路遥以及随后的3卷本《平凡的世界》，并彻底爱上了这个兄长般的作家，也因此而痛苦。1992年11月17日，20年后这个日子对我仍极为清晰，因为那天早晨大家还没起床，睡在上铺的兄弟就伸出脑袋告诉我：“张均，路遥死了！”他是戴着耳机听收音机的。那天对我完全是个黑暗的日子。大学期间我做家教，拿到工资后买的最早两套文学作品，一是《平凡的世界》，一是《静静的顿河》。这是作为读者我与路遥的“关系”。但作为研究者又有不同。从学术角度看，韩石山、贾平凹等对路遥的訾议并非没有道理。显然，路遥不是一个伟大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外的作品都乏善可陈。《人生》文字锤炼充分，但《平凡的世界》的语言则欠缺质感与密度。他的人物太过善良，包容，存在历史道德化倾向。然而一个作家是否“重要”，关键不在于他有什么局限，而在于他有怎样的创造。路遥无疑有他的优异之处。《人生》能够如此有力地“击中”十三四岁的我，《平凡的世界》能让我从窘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去购买，恐怕并非年少之人易被“蛊惑”。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后，我一直希望以路遥为题做些研究。然而十余年过去，我竟未为路遥写过只言片语，甚至在文学选修课上迟迟未将路遥列入讲课计划。我多次问自己：为什么如此远离自己热爱的作家？扪心自问，大约出于两层原因。一、路遥的写作方法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此方法十几年来学界几乎不再有人问津，因此让人感到路遥“有话可说但‘无从说起’”。二、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学，本科生源已较少农家子弟，而贫困农家子弟的数量尤少。我很难想象官商子弟会和路遥产生共鸣，更难接受路遥成为轻薄的对象。我一直以为，人的灵魂未必那么容易“相通”。这或许是不该有的顾虑。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无法忘怀差不多30年前那个泪流满面的乡村的夜晚，也确实认为《平凡的世界》可与《白鹿原》《尘埃落定》《马桥词典》《围城》《许三观卖血记》《古船》《家》《骆驼祥子》《黄河东流去》等作品一并进入“百年十佳长篇小说”的行列。那么，我心目中的路遥小说的“经典性”是从怎样的文学史视界里产生的呢？可从三点约略言之。
    第一，在书写下等阶级“自己的历史”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萨义德认为，历史“总是存在着权力与影响的结构”，而“在那些结构和历史底下有着观念、价值以及……没有自己的房间的人们”。在中国文化中，下等阶级无疑属于“没有自己的房间”的“沉默的大多数”。对此，部分学者并不那么关心，但对“人”怀有深广之爱的一批作家却始终在改变这种“非人的文学”。最初的改变在于“五四”人道主义的刺激。然而由于经验的隔膜，尤其由于启蒙“结构”的限制，鲁迅笔下的农民大都被新/旧、文明/愚昧等西方概念重新“编码”，而失去了其属己的“观念、价值”，多少沦为了国民性“碎片”，甚至仅是启蒙者“倒置的自我表象”。因此，阿Q式的下等阶级表述终究未能进入乡村的灵魂世界。更为切实的推进是出身草根的共产党诸作家。他们以政治经济学眼光，大规模地“裸露”了下等阶级最为深切的生存遭际与情感命运。诸如柳青、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小说，都超越了“五四”文学所能触及的生活面与灵魂深度。不过这类写作又是与阶级编码(压迫/反抗)反复“谈判”的结果。因此，《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出现，就具有了突破性意义。高加林是“五四”以后第一个具有完整、独立个人灵魂的下等阶级形象，而他的“不堪贫穷而近乎病态的奋斗挣扎”又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础。孙少平的挣扎、上进与自信，更因包含传统乡土美德而成为无数乡村少年的人生“丰碑”。然而，《平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励志”效果，又并非“心灵鸡汤”那般浅平，相反，它包含着痛切的生命体验、对世界“广大的”理解以及巨大的人世悲悯。这种灵魂质素，使路遥成为“经典”作家，并与同时期的刘震云、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人一道创造了乡土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