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愫贞的《判词语体论》是一部从历代判词语体的角度，“以判词语言为文本来探究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的专著，可谓选题新颖，视角独特。但笔者在认真研读之后，遗憾地发现该书“硬伤”累累、瑕疵频现。该书近四百页的篇幅出现的各种形式的错误，据笔者粗略统计，多达36处。要而言之，该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资料引用不实或缺漏、常识性错误多有、文字编校粗心大意等三个方面。

　　常识性错误频出

　　该书中出现了几处常识性错误。第83页显示，“1975年底在湖南出土的《睡虎地云梦秦简》，是墓主抄写的从商鞅变法到秦统一的130多年间陆续制定的法律条文，它向我们展示了秦朝独特的司法制度概貌：独立的审判机关、比较完善的审判制度和比较成熟的诉讼程序”。作者以为《睡虎地云梦秦简》出土于湖南，这是常识性错误。睡虎地云梦秦简又称睡虎地秦墓竹简，也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共一千余枚，于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其内容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及《日书》等（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

　　第305页显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被尊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儒林外史》何时成了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我们熟知的、公认的四大名著应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是中学生都了解的常识。第308页显示，“清代统治者还仿照《明会典》体例多次进行《请会典》的编纂”，“《请会典》是我国封建时代一部相当完善的行政法典”。“请会典”应是“清会典”之误。《清会典》，史称《大清五朝会典》、《大清会典》，是清朝仿照《大明会典》编纂而成的具有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其始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续编于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最终完成，历时二百一十五年（赵坤坡编著：《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

　　资料引用现多处问题

　　引文内容有误。第285页所述“如‘夫主翁已为鸡皮鹤发之衰朽；而婢子犹作艳李’对仗极为工整”，前后两句的字数一多一少，何谈工整？这两句话出自《折狱新语》之《法斩事》，完整的引文应是“夫主翁已为鸡皮鹤发之衰朽；而婢子犹作艳李秾桃之妖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折狱新语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

　　第290页显示，“他曾说过：‘淳安县词讼繁多，大抵皆因风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私，见利则竟，以行诈得利者为豪雄，而不知欺心之害；以健讼得胜者为壮士，而不顾终讼之凶。而又伦理不悖，弟不逊兄，侄不逊叔，小有蒂芥，不相能事，则执为终身之憾，而媒孽奸告不止。不知讲修睦，不能推及及人，此讼之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这段引自《海瑞集》的话，出现了三个错误，其中的“见利则竟”应为“见利则竞”，“不知讲修睦”应为“不知讲信修睦”，“推及及人”应为“推己及人”（陈义钟编校：《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页）。

　　被引资料作者名称写错的情况出现两次，一是将法史研究的名家“何勤华”误写成“何秦华”。如第28页显示，“何秦华先生在《明清案例汇编及其时代特征》一文中”；第31页注释③显示，“何秦华主编：《法律文化史研究》，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1页注释③显示，“何秦华：《明清案例汇编及其时代特征》，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3期”；第42页注释①显示，“何秦华：《宋代的判例法研究及其法学价值》，见《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二是将法史学者“俞江”误写成“余江”。如第351页注释①中的两处，“‘塔景亭’名称之由来，据余江言：是指许文濬喜欢句容县城南沟渠中倒映的寺塔，欲在塔旁修建一个亭子，定名为塔景亭，但后因许病，未建，便以之为他的文牍集名称。详见许文濬著、余江点校：《塔景亭案牍》之《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页”；同页注释②显示，“余江：《塔景亭案牍·导读》，第9页”。另外，第353页注释①显示，“余江：《塔景亭案牍·导读》第13页”和第354页正文中的“根据余江的考查”均存在类似错误。

　　编校错漏众多

　　该书编校粗心大意，印刷错误太多。第70页所述“但是，该刑书早已佚失，人们对九的刑具体内容是什么，争议不一”中，“九的刑”应是“九刑”之误；第244页所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加之本在身”中，“加之本在身”显然应是“家之本在身”；第253页的引文部分显示，“非特小人，如梁万三、阿曹等之讼而已，甚至儒衣儒冠，，亦有此讼，太守甚窃愧之”，其中多了一个“，”；第306页显示，“通经必先搞通通古人的语言”，多了一个“通”字；第361页显示，“调节的方式不限一种，有官方的，更有民间的，包括乡保、族长的调解”，其中“调节的方式”显然应是“调解的方式”；第389页显示，“最后高屋建瓴地概括为：(1)政府的权利和制衡，（2）人权保护，（3）人民主权……”，其中序号 “(1)”的括号是英文状态，与后面中文状态的括号不一致，“政府的权利”应为“政府的权力”之误。

　　附于文末的“参考文献”部分有多处错误。第393页显示，“唐兰：《中国文字学》，上还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其中“上还”显然是“上海”之误。另有其他编校错误，在此不一一列举。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