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是最早执笔为枪，书写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作家之一，他对中国抗日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舒群的小说创作，无不凝聚着民族独立的精神品格，无不寄托着深沉激越的忧国之痛，无不抖擞着奋勇拼搏的铁骨铮心。同时，舒群的抗日小说创作最先创造性地引入国际主义题材，在国际视野的历史架构下，书写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极具历史前瞻性和时代先锋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视域反观舒群抗日小说，可见贯穿始终的革命性、创造性的现代意识。现代意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高度自省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舒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性”意识，自觉地发展，并以进行时的状态不断丰富，通过独立的创造过程，主动承担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使命，同时自觉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体现隐喻的深沉人文关怀和鲜明的现代审美追求。

　　舒群抗战小说饱含赋予历史具体性和时代先锋性的现代意识驱力。出生于落魄满族家庭的舒群，先天血脉中承袭了满族民间文学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养分，又在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的教导下，接受了世界文学知识和十月革命精神的哺育。传统的中国文化和进步的西学思想之于舒群，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更是熔炼思想的丰厚土壤。面对国之危难、民不聊生，强烈的爱国忧民情怀和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极度愤恨剧烈地震动着舒群的内心，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自觉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时代任务，化笔墨为武器，揭露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唤醒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号召备受磨难的中华儿女奋起战斗。他满怀热忱地将目光投向共产主义的瞩望和追求，批判性的革命精神成为他的内在意识，并于创作中外化为《没有祖国的孩子》《沙漠中的火花》《已死的与未死的》《做人》《战地》《婚夜》等一篇篇具有鲜明现代性特征的小说作品。就彼时国族危难的大环境而言，舒群的抗日小说如同振奋人心的号角，又如迎风怒展的战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引领了彼时小说创作的主潮。

　　周立波曾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一文中对舒群的小说给予这样评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上的成就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跨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标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一九三六年造就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诚如周氏所说，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确实是破关内小说主流，开抗日文学先河的杰出作品。《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创作背景是日军侵占我国东北，进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侵略战争。文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通过对主人公朝鲜孩子果里失去祖国后的惨痛遭遇以及他不屈不挠的奋起抵抗的生动刻画，启迪人们面临亡国灭种、国覆邦倾的危难，必须同仇敌忾、奋起战斗才能救家国于危地。同时，有第三国际背景的舒群又机敏地抓住了国际主义这个世界旋律，通过对苏联学生果里沙，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中国孩子果瓦列夫和果里之间的友情发展，以及苏联女教师苏多瓦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帮助的细致描写，赞颂了各国人民间的友好情谊，拓展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深刻主题，昭揭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历史应许之义。这篇小说中，舒群对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民族独立精神的宣扬，不可不谓为一大创举，这既是他先锋性内在意识的选择，更是现代性驱动的历史选择。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这样评价《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时代意义：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收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期待。综上，从推动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没有祖国的孩子》无疑具有革命现代性意义。

　　舒群抗战小说具有蕴藉思想独立性和文化辨析力的文学创造活力。这种文学创造活力主要表现在他的艺术品格中下意识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思维，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巧妙改造，表现在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中“民主、自由、科学、平等”的思想原则——亦即“五四”提倡的文学革命准则和文化进步纲要的现实转移和时空对话。舒群利用这种文学创作活力，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化的思潮中汲取能量又挣之束缚、脱其禁锢地解放出自我意识，从而获得自由创作的力量和能力。17岁的舒群在哈尔滨一中读书期间，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名著，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卡门》《高龙巴》，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二十年后》，以及唯美派大师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作品。此外，他还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蒋光慈、白薇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性有了许多新的思考和认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发展有了严肃、成熟的追求和瞩望。彼时他的抗战小说创作便是最好的佐证。

　　从舒群的小说作品中，不难看出对中国经典文学原型的现代性再创造。如小说《婚夜》《夜景》等均是对闺怨题材，尤其是征妇怨题材和怨妇形象的书写。闺怨题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板块，甚至可谓为表达女性意志的历史文化传统。怨妇母题从《诗经》就已开始，《国风·卫风》中有诗《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此诗以居家妇女的口吻讲述对出征丈夫的思念，也是“我国见诸文字的最早闺怨诗”。唐张籍更直接以《征妇怨》为题作诗：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生动刻画了战争残酷以及夫婿战死沙场的情况下，欲死则遗腹有子，求生则衣食无着的怨妇形象。类似以闺怨为主题的古代文学作品还有很多，如白居易的《寒闺怨》、李益的《江南曲》、李清照的《声声慢》等。然笔者发现，这些古代闺怨文学作者，尤其是男性对怨妇形象的书写更多是付诸于政治性的比兴，以怨妇的苦痛为载体，意在抒发对世事寡情的慨叹或怀才不遇的愤懑。其中怨妇形象大都是以男性为情感寄托和生活依托，以“夫为妻纲”为隐性创作伦理，事实上压抑了女性自主意识，亦造成古代闺怨作品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缺失。舒群的《婚夜》《夜景》等则是基于古代闺怨文学原型上的现代言说，它们并不止于吹响“启蒙”、“救亡”的集体主义精神号角，更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精神中“立人”之要义。舒群不吝笔墨为束之高阁、绿楼哀吟的怨妇形象立女性独立之旌旗，融通东西方文化之精义，探索人性最底里的复杂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