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大学不久，在《中国语文》上拜读《谈古文的标点、注释和翻译》，由于印象深刻，一下就记住了刘世南先生的大名，至今已三十多年了。黄山书社出版的包括上文在内的本书是九十高龄的刘先生的诗文集。其中文的部分主要关涉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体现了老学人的博洽多闻；诗的部分则不乏对时事的关怀，体现了老诗人的忧世伤生。

　　诗歌部分不足百页，只占全书六分之一，却时见引人注目的篇章。仅读书有感而作的，就有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　《中国矿难史》，甚至还有读当代小说《沧浪之水》的一咏三叹，年登耄耋却心明眼亮的诗人读完小说，更体会到“人性恶，一据权位，必牟私利，亦必以神圣说教愚其小民”，于是慨叹“兴亡洒尽生灵血，谁信庶民得自由”。又当苏联解体之际，诗人不但“惊赋”长歌，还另作《读欧阳修〈朋党论〉》，开篇说：“苏共党人一千七百万，红旗落地冷眼看，利益交疏自古然，临财苟得临难免。”结尾说：“乌合之众虽多亦奚为，巢覆纷作鸟兽散。由来兴亡系人心，徒腾口说堪一粲。”类皆掷地有声。自序谦称其诗卑不足传，“所可自信者，凡为诗，必有为而作，绝不叹老嗟卑，而惟生民邦国天下之忧”，信然。而既如此，则不仅可观，亦必有足传者在焉。

　　论世如此直言无隐，论学自然也是一针见血。作为本书主体的文五十多篇，绝大部分都是作者博览群书时写的札记，主要是对古代文化研究著作的正讹纠缪。从中我们知道，今人标点、注解、翻译的古籍，无论选集乃至全集，可以因为不明字义、不明文法、不明文意、不明出处、不明制度而错误累累；今人写的历史人物评传，可以误点、误解传主的著作多处；今人所著《中国散文通史》，仅清代部分引到的原文可以误标近三十例。作者一一抉发以正视听，更希望借此来端正学风，虽涉名人大家，亦不曲意回避。如批评季镇淮先生《来之文录续编》　的赏析编释读古诗多误，与作序者所说“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力”、“一些难解的典实与词语解释得清清楚楚”相去甚远。又批评侯外庐先生《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误解魏源称龚自珍晚所尤好的“西方之书”为西欧新学，不悟黄庭坚与人书即言“西方之书论圣人之学，以为由初发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无委曲性”，所谓“西方”与清人习称的“泰西”全然不同。作者在四十年代即致书侯氏，盖以未能收到，其后侯著或单行，或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再印，各版均未改正。1975年重印的《龚自珍全集》，由鲍正鹄先生执笔的前言指出：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任务，这是在鸦片战争后逐步明确起来的，龚自珍生前并没有来得及把它作为自己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可是因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序》中说过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的话，长期被误认为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依据。虽有人曾经指出过，但误者仍误。其实，这个“西方”不是指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是指佛国的“西方”，即龚自珍自己在《题梵册》一诗中说的“西方大圣书”的“西方”。这不只是对一句话的误解，而是牵涉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进程和龚自珍思想的评价问题。

　　1979年出版的钱锺书先生　《管锥编》论《太平广记》卷八九涉及内典，谓“明季天主教入中国，诗文遂有‘二西’，如虞淳熙《虞德园先生集》卷二四《答利西泰书》：‘幸毋以西人攻西人’，正谓耶稣之‘西’说与释迦之‘西’说相争也。近世学者不察，或至张冠李戴，至有读魏源记龚自珍‘好西方之书，自谓造微’，乃昌言龚通晓欧西新学，直可追配王余祐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也”。王氏因“西洋之俗，呼月为老瓦”，乃疑杜诗“莫笑田家老瓦盆”中的“老瓦盆”是“取其形之似月”的月盆；廖氏阐孔子“法语之眼，能无从乎？改之为贵”之意是法文较英文难学。廖氏是在闹着玩儿，侯氏动的可是真格。可惜直到2000年出版的汤志钧先生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仍以魏氏语为根据，判定龚氏“如果不是早逝，他也会像林则徐、魏源一样，认真研究西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