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子

　　在华盛顿，哈利法克斯勋爵

　　曾在凯恩斯勋爵耳边低语：

　　没错，他们是有钱袋子，

　　但我们有的是脑瓜子。这段调侃的小调写在一张泛黄的纸片上，埋藏于英美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第一次讨论的故纸堆中。它唤醒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中一次最伟大的经济外交探索的回忆。它令人回想起那些几乎无人能及的政治创举：一次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和各国共同福祉这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而做出的、建立某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

　　现在，我们和这张纸片以及当时的美英谈判人员——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会被这首小调逗乐——之间已经相距甚远。距离这些谈判人员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达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宪章，已经过去了超过65年的时间。同样被时间带走的，还有造就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最初的讨论。

　　在这接近三分之二个世纪的岁月里，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曾经在构建战后机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家已经不再拥有垄断国际经济政策制订的权力。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欧洲大陆国家，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或被占领，或为敌国或者中立国；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参与方，无论是通过欧洲联盟，还是凭借其自身的实力。

　　日本和中国先后举世瞩目地崛起，使这两个国家成为贸易、货币和援助谈判的关键参加方。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现在也成为重要的经济体。拉丁美洲的重要国家，例如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在经历了长期的政府管制和内向型保护主义政策后，也随着其采取市场导向型增长战略而开始腾飞。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及其前身帝国的成员国已经成功地重返自二战结束起它们就刻意回避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与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前相比，今天“钱袋子”、“脑瓜子”、经济分量和政治影响力分布得更加均匀。

　　但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与关贸总协定体系的“缔造者们”所遭遇的古老难题现在仍然与我们相伴：如何使国际贸易和支付自由化与充分就业和社会正义的国内目标相适应，如何在有效的国际经济体系与强大的国家经济主权之间寻找平衡，以及如何在全球经济秩序下定位区域和双边经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