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张新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文史学界，传记研究是个易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一本有分量的传记，往往要依托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史料会迫使研究者反思已有的研究模式，找寻更为恰当的阐释话语。但传记研究也是一个易于“媚俗”的领域，把一个人塑造成某种理念的坚守者，远比把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容易得多，就像张爱玲分析《海上花列传》时提到的，“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往往更符合人们对传记的期待；那些“平淡而近自然”的作品则易于为读者摒弃。从这个层面上来讨论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一书，这本着眼于传主的生活、思想层面的传记，在写法上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

　　一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本著作充分利用了沈从文生前未发表的400多万字的资料，主要是各类杂文物研究成果及书信和日记。如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都较为明晰地讲述了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这对我们了解他的精神轨迹颇有帮助。自然，这些漂亮的文字经过了理性的筛选，不利于我们重构当年的历史场景。于是，张新颖试着引入沈从文亲友的回忆，以增强叙述的质感：如1969年底，沈从文去咸宁干校前夕，在家收拾东西，满屋狼藉。张允和来看他，要走时，沈从文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信，似哭似笑地说，这是妻子张兆和给他的第一封信。当张允和问是否可以看看时，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了一下，又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再也不出来了……”张允和正觉得好笑，沈从文却“吸溜吸溜”地哭起来。这一哭，使得整个叙述顿有活色生香之感。

　　张允和的回忆提供的恰是沈从文自己觉得不必强调的部分。试想，一个老男人行将被发配远方，体弱多病，妻子不在身边，而单位又无意回护，被搬家时的琐碎磨得筋疲力尽，也真的算是哭告无门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时候哭鼻子天经地义。当年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陈乔回忆说，运动中沈从文的情绪不稳定，常哭，担心自己发病，身上随时带有写着单位和名字的小牌子……此类琐细，生活气息十足，思之令人五味杂陈。毕竟时代很大，个人很小，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独立思想与时代相对峙，更似故事而非实景。每个人的直接对手其实都是生活本身。有些人对于政治风向较敏感，而另一些人则较为迟钝。但时代的风云变幻会引起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这些变化打乱了中国知识者在穷达之际的回旋余地，让他们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