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深远 意趣无穷（二）

毕宝祥 《山居图》 33×180cm 2010年

　　文/毕宝祥 原载《美术与设计》2005年第4期

　　明人董其昌，根据禅宗的南北宗之分，把画也分为南宗和北宗。他把淡墨轻岚，超然洒脱，空灵清幽，这一路的画家归为南宗，认为他们属“顿悟”型，其始祖就是王维。把青绿重彩，画工精谨，刚健雄伟一路定为北宗，认为他们是“渐修”型。董其昌的南北宗说，对以后的山水画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所赞赏的南宗画风也一直为文人所崇尚。

　　再次是诗歌、书法。

　　早在《诗经》里，诗歌就有了“比”、“兴”的手法。“比”是以某一物有意地与另一物相比拟，“兴”是由自己内蕴的感情无意地与自然景物相触发。“比”、“兴”的运用有意无意地使艺术作品具有了主观性，使自然对象具有了人格化。落实在山水作品上，因为“比”的运用，树就有了“扶老携幼”“翔鳞乘空”的造型；山就有了春山如笑，冬山如睡的表情；用笔就有了“折钗股”、“屋漏痕”的笔法；用墨就有了“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比喻。“兴”的运用，作者在观察自然时就能触景生情、“境与性会”、“神与物游”。反映在作品里，景能生情，情寓于景。于是“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作品里的形象，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作者情性的载体。

　　如果说“比”“兴”的运用给山水画注入了主观情愫，而诗意入画则加深了山水画的主观意蕴，并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比”“兴”入画，重在抒情，诗文入画重在立意。立意不高，画之格调也不高。魏晋时期，山水诗的出现，对山水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后历代大家的山水诗文，不仅给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也给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画中有诗”成为山水画的重要特征和审美境界。唐代以后，题画诗也应运而生，以诗咏画，以诗意拓展画境。诗与画有着共通性，从状物、言志、立意、抒情到追求言外之意、画外之韵都相通相融，所谓“诗画本一律”。因而诗与画难解难分，画家也多能与诗文相表里。时而“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时而“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诗情画意，诗画合一。山水画一直保持着高雅的品质和无穷的魅力，很大程度得益于诗与画的融合。

　　中国画在观念上更多地受到哲学的影响，在意境上更多地受到诗歌的影响，而在技法上则更多地受到书法的影响。所谓“书画同源，笔无二致”；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山水画又因其造型灵活随意，更能与书法的意趣相融和。诸如情性、骨法、气息、格调以及贯气、争让、笔气墨韵等。另外写意画之所以用“写”字，一方面有宣泄情感之意，另一方面就是要有书写性，即书法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