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诗之本 诗是人之光

    ——散论20世纪的旧体诗词

    “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朝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这首绝句的作者，是20世纪早期著名的湖畔诗人应修人。他的新诗《妹妹你是水》《小小儿的请求》等流布颇广。他的旧体诗词的光芒，往往为他的新诗成就所遮蔽。

　　像应修人这样的旧体诗词作者，在20世纪灿如繁星。不少写新诗名世的诗人，也都有一些优秀的鲜为人知的诗词作品。只是因为他们新诗方面的盛名，这些旧体诗被掩盖了。比如徐志摩这首《清明雨中》：“檐溜潺潺插柳斜，异乡佳节不须夸。暂时为客还非客，此日离家总忆家。听雨有愁宜中酒，寻春无梦到看花。隔墙薄暮新烟起，暗减心情负岁华。”诗中描写了杭州清明雨中的感悟，表达了思乡和少年特有的一种透明的怅惘。语浅情长，辞美味醇。这些诗词作者数量纷繁，面目各异。他们写作旧体诗大都不是为了发表，而是随感而发，触景生情，随意挥洒，所以更加接近生命的本色，更加容易保留岁月和历史的原生态样貌，更能折射这一特定时期的诗人心态和社会细节。这些作品有诗的魅力，同时也有史的质素。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词作者和作品并没有得到更充分的认识和研究，但确实是一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开满鲜花的迷人的原野。

　　清末民初正是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诗词的多元流变和多元生态，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变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接踵而来的20世纪诸多历史事件，恰好为这些悲剧、喜剧、壮剧、惨剧做了详细的注脚：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共内战直至“反右”“文革”、改革开放……一个个社会大事件给诗词作者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冲击，也为形形色色的作者搭建了新鲜的性灵舞台。他们的诗词作品是时代变迁的活的精神标本，寻找他们失踪了的轨迹和光芒，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段段时间的背影和风雨的痕迹。

　　要研究现当代的中国，要研究20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灵密码，无论是同光体还是南社，无论是毛泽东、陈毅、叶剑英还是胡乔木，无论是鲁迅、郭沫若还是胡适、陈独秀，无论是苏曼殊、郁达夫还是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甚至无论是袁世凯、徐世昌、吴佩孚还是汪精卫、王揖唐……都是无法绕过和回避的文本存在。

　　我对20世纪诗词的关注，先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对郁达夫诗词的喜爱，而后则是因为对大学里的老师许桂良、顾之京夫妇的父亲顾随先生的敬重。我还记得在大学图书馆里借到郁达夫诗词选之后的惊喜——“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等等诗句，就像楔子一样直接楔在我的心上。之所以用到“惊喜”这个词，是因为此前我竟然没有注意到过，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又新又旧、新旧难分、魅力无穷的文学存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的时候，读得最多的是舒婷、顾城、江河等朦胧诗人的作品。他们被称为崛起的诗群。徐敬亚先生在论文《崛起的诗群》中有这样一段话：“诗坛上升起了新的美。于是，通向美的道路，便又一次次出现了无数种可能性。无数！而不是唯一。”他提到的这无数种可能性中，并不意味着伴随着新诗的崛起，古典诗歌的艺术营养和艺术形式也就都应该一股脑儿扔掉了。艾青、田间、胡风他们是一种道路，而鲁迅、郁达夫、聂绀弩这些人，其实也是一种道路。事实也证明，旧体诗词不仅至今顽强地活着，而且还呈现出朝气勃勃、生意盎然的和谐艺术生态。旧体诗特有的声、韵、调组成的韵律之美，是令人迷恋的。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和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乱闯相比，速度和效率毕竟是不一样的。

　　“五四”以来，新诗虽然在主流文学界有了重要的地位，但其自身的某些缺陷所招致的争议也是一路相伴而来。鲁迅在1934年致窦隐夫的信中就曾说过：“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此后至今已经整整80年了，尽管旧诗仍然没有从人们的脑子里被“挤出”，但旧诗被主流文学界所忽视甚至说歧视，也仍然是客观的文学现实——除了引起广泛聚焦的少数领袖和社会名人的作品之外，很少有研究者关注20世纪旧体诗词的整体创作成绩。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和20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水平和美学影响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