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方汉奇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哲 摄 

　　嘉宾简介：方汉奇，1926年生，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同年任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1951年起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授新闻史专题。1953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年随北大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2年人大停办后，重返北大任教。1978年人大复校，又重返人大任教至今。曾任中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首都新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导、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等17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顾问、课程教授及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已出版的专著和教材有《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2000）、《新闻史的奇情壮彩》（2000）、《报史与报人》（1991）、《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92）、《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2002）、《大公报百年史》（2004）、《中国新闻事业图史》（2006）等12种。已发表的新闻史论文250余篇。曾两次获吴玉章新闻学一等奖（1987年、2003年）及吴玉章教学奖（2007），1996年获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6年、2004年）。2005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及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1984年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7、1997年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2009年在中国传媒大会2009年会上被评为“共和国60年60名传媒影响力人物”之一。 1991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1000多年的历史，可谓底蕴丰厚。探寻中国新闻史的发展是纷繁复杂的。中国新闻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经历了怎样的历程？中国新闻史的现状及前景未来又是怎样的？带着诸多疑问，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于8月27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方汉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拥有报纸的国家，我国拥有报纸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早出现几百年以上，目前中国新闻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

　　中国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　　 

　　记　者：方老您好！很荣幸能够采访您。作为中国当代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从1979年至今，您先后出版了10余部与中国新闻史有关的学术著作，请您谈一谈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一个怎样性质的学科？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是一个历史的学科，具体来讲，研究的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早在宋朝时期就开始有平面媒体，当时既有官报也有民间的报纸。因此拥有报纸的时间要比西方国家早好几百年。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新闻事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19世纪初期，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化的报纸，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发展到了一个高潮。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报纸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后就开始办报。有90年以上的办报历史。中国共产党办报活动的历史，是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结历史经验是新闻史研究的价值体现　　 

　　记　者：第二个问题，您能否谈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

　　方汉奇：晚晴时期，以王韬、郑观应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办报活动。他们的办报活动曾经对戊戌维新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兴中会成立开始，就致力于办报活动。兴中会、同盟会以及同时期的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美洲、东南亚、港澳和内地的租界等地都有过比较有影响的办报活动。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办报则主要在国内。所有这些报纸都对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前后，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代表的一些新型报刊，从一开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通过以她们为代表的这样的一批报纸和期刊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致力于党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每个时期都有影响深远的代表性的党的机关报刊问世。建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是《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和《向导》。抗日战争时期，具有代表性报刊是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此外，在各个解放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也都出版有分属各地区中央局的机关报，如邓拓主办的《晋察冀日报》，和廖井丹主办的《晋绥日报》等。建国前后，又创办了以《人民日报》为主的一系列党报党刊。目前已经形成了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并存的发展格局。

　　新闻史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旨在厘清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意义和影响。总结各个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特别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办报活动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其中好的传统，汲取其中的失误和教训，使后来新闻工作者从中得到参考和借鉴。这种研究，既要有面上的把握，也要有点和线上的深入具体的分析。更需要一定的理论上的指导。

　　60年新闻史教学研究硕果累累　　 

　　记　者：您在新闻史研究的过程中，都具体作了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

　　方汉奇：我从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主要是在高等学校讲授新闻史的课程。最早在邹韬奋曾经读过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新闻史的专题。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开新闻史课程，讲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后，改在人大新闻系任教。1972年人大停办，又回到北京大学。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又回到人大。目前还在人大新闻学院任教。这60年来，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北大和人大这两个学校的新闻专业和新闻系从事新闻史的教学工作。

　　改革开放以后，我写过一些相关的专著，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前一部书是自已一个人写的。后一部书是我负责主编的。这部《通史》共两百多万字，是集中了全国50位新闻史学者的力量共同完成的。我后来还编写了一些教材如《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等。

　　总之，我在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岗位上干了60年，基本上是一辈子和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打交道。

　　记　者：据我们了解，从1979年至今，您先后出版新闻史方面的专著就有十几部，论文200余篇，对于您老来讲应该是硕果累累吧？

　　方汉奇：说不上硕果累累，只能说是曾经在这个领域做过一点儿小小的耕耘工作而已。

　　改革开放使中国新闻史发展步入最好最快历史时期　　 

　　记　者：最后请您谈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好吗？

　　方汉奇：建国以前，中国新闻史研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当时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先生写的《中国报学史》。这部书历来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和开山之作。在其前后，也出版过一些回国从事新闻学研究的留学生写的新闻史方面的著述，数量不是很多，质量也不是很高。解放后，新闻史研究的重点，侧重于中国共产党新闻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教材，像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的相关的教材，这些都弥补了此前新闻史研究中的不足。因为包括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内。此前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办报活动的历史，都介绍得很简单，这些新教材的出版，大大的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文革”期间，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基本停滞。当时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的发展纳入到了资产阶级办报活动的范畴，全盘否定。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一些党内有代表性的办报人物也受到了批判。新闻史和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基本上陷于停顿。

　　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发展时期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以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左”的思想受到了清理，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以来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同时期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办报人物，也作了比较辩证的、客观的评价。

　　从80年代开始，我国大多数省市开始大修地方志，所有这些地方志中都设有新闻志或者报刊志，有的还有通讯社志，这样就带动了整个新闻史的研究。“文革”期间，全国报纸只剩下42家；“文革”后，百废俱兴，中央及省市级的报纸全部复刊，全国的新闻事业有了迅猛的发展，新闻从业人员出现了很大的缺口，急需新闻教育机构为其输送人才和培养合格的后备力量。因此，从80年代初期起，新闻教育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至今日，高等学校的新闻学系或新闻专业已经由文革刚结束时的不到三五家，发展到不下700多家，这些学校都需要设置新闻史的课程，加强新闻史的教学力量，由此也扩大了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带动了新闻史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高等学校新闻专业研究生的规模在不断扩大，1978年开始招硕士，1983年开始招博士。其中有不少新闻史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他们都需要从事新闻史专题材的研究，写和新闻史有关的学位论文，业务刊物上也开始刊载了大量的有关新闻史的研究成果。出版界也很关注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出版。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1989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一个全国一级的学术团体。这个学会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新闻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并鼓励和组织他们从事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国新闻史学会除了办有《新闻春秋》季刊外，还出有学会的通讯，并且及时开展新闻史学方面的交流和研讨活动。从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到现在的20年，是中国历史上新闻史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多、最丰硕的20年。已出版的新闻史的专著已经数以百计，已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很多是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组织几个大部头的新闻史专著和促进中外新闻史学术研究的交流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它已经成为海内外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交流信息，切磋学术，互相砥砺，共同提高，推动中国新闻史学术发展的共同平台。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可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新闻史发展最好、最快的历史时期。　　

　　目前，中国的新闻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全国报纸总数超过2000家。期发数近1个亿，从数量看，是世界之冠。广播复盖了全国。电视复盖率达95•81%，营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受众市场。互联网络和手机开始成为媒体中的新宠。网民的总数已经达到了5个亿。在传统媒体之外，出现了手机报、手机视频、微博等新媒体和“自媒体”。广告已经超过发行，成为媒体收入的重要来源，媒体经济日益受到重视，新闻传播产业已经成为名列前矛的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面对这一情况，新闻史的研究也应该有新的举措。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扮演好新闻事业的记录者和守望者的角色，及时总结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为后来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历史的镜鉴。这将是我们这一代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记者手记：联系采访之前，我的内心始终忐忑不安，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学界的泰斗能否接受采访。然而，就在我拨通方先生家中电话的时侯才知道，我心中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此时，方先生从电话的那端传出了他那轻柔而带有磁性的声音：“你下周一下午3点过来吧”。

　　见到方先生才发现，他穿着质朴，满头白发，身体硬朗，慈祥儒雅并伴有学者之风。先生为人谦和，谈吐风雅，思维敏捷，谈起中国新闻史可谓滔滔不绝。与其交流如同享受一位老人在娓娓讲述着一部横跨千年的长篇史话。

　　来到他的书房，只见房间四壁被书架上的书籍所装饰，书架井井有条地摆满了书籍。从事新闻史研究50多年的方先生所收集的书籍究竟有多少，我们恐怕很难统计。

　　学姐杜淑英告诉我，方先生早在人大林园居住的时候，由于名声在外，其住所居然成了学生们的资料库。而方先生却对自己的藏书如数家珍，了然于胸。为了能取到需要的书籍，书房的门后还准备了一架梯子。为了方便学生们查找书目，他还特意为前来找书的学生准备了一架望远镜。只要有学生登门求书，报出书名，他便立刻指出书的位置。如果所需要的书籍高高在上，他就先用望远镜搜索一番，发现目标就搬来梯子，让学生援梯取下。因此，一架梯子、一部望远镜成为了方先生在林园居住时的一段佳话。

　　方先生常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发言权的事情绝不能说”。寥寥几语则揭示了先生一生为学、治学严谨之风范。

　　采访结束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在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只见他轻低着头颅，身体略呈鞠躬之势，并用慈祥的目光目送着我们离去。这就是一位中国新闻学界泰斗的伟大与风采……

　　相关链接：

　　方汉奇成果解读

　　方汉奇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公认是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新闻史学界认为,戈公振以《中国报学史》开辟了我国新闻史整体性研究道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则以其考证之精良、体例之完备、总结之全面、持证之客观,树立起了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方法与思路,是我国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科学的标志。

　　方汉奇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1996年问世,全书263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成果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报史与报人》、《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等都成为中国高校的经典教材。已发表的论文有《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一代报人成舍我》、《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报业》、《中国新闻传播事业100年》等140余篇,其中部分结集出版《方汉奇文集》。

　　方汉奇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空白,更为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方法内容作出了示范,是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他创立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体系,成为目前中国高校该领域教育的标准。目前国内高校使用的新闻史教材,大多以方汉奇创立的体例为蓝本;他培养的学生正活跃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前沿 。

　　回声 

　　方汉奇教授是我国当代历史新闻学的大家,也是中国新闻学术界的权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由方汉奇、宁树藩、陈业邵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座高峰。

　　――中国新闻史学会

　　新闻史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中相对来说难度更大,因为它需要更长时间的去坐冷板凳,去搜集大量的资料,要做大量梳理研究的工作。方先生几十年来如一日,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不仅仅是从学科发展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新闻传播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更有价值的是为年轻的一代,为学子、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楷模和榜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方汉奇先生是我崇敬的老师。不论是在“左”的思潮横行的年代,或者是在今天社会有些过于物质化的情况下,他都始终如一地研究被别人看起来非常冷门的东西。挣不了大钱,也出不了大名,但是为了自己学术的目标,这样不懈地追求,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崇敬。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