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之迹熄然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孟子学说的主轴，并非“心性”形而上学的概念攀援和道德理性演绎。孟子综合“王者之迹”体现的儒家政教理想与孔子“志在《春秋》”的现实精神，从个体心性层面上，弘扬与重建了一种关于心性的诗性教化传统——实现心性从“实然”向“应然”层面的跃升。这种心性教化具有肯定性、内涵性、价值性的内容，而不同于汉代诗教仅仅停留在一种限制性、限定性的抽象规范层面。心性教化追求“应然”的超越性，但不同于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思路，它正视而非回避人性之“实然”的现实构成状态。

　　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当中的心性飞跃

　　孟子自认为最擅长的两件事，“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事实上都是把握心性的具体手段，它们力求把握的是心性“实然”状态下的现实性。这体现在诗教与文论问题上，“言”与“诗”就属于人的心性之“实然”的自然状态，而孟子“以意逆志”的论诗、解诗方法，由此就具有了“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孟子·尽心上》）的修养、教化方面的积极意图。从心性角度看，“心”是“性”的实存形式，“性”是“心”之本然、本体；同时，“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说文解字》），“志”是“意”的统属，而“意”是诗中之义、言中之义，是“志”的具体化。但总体而言，“天命之谓性”（《中庸》），对于孟子来说，只有渊源自“天命”之“性”的道义责任担当，才能称之为“志”，所以一方面，“志”和“性”是同属一个“应然”层面的东西，而“诗”“意”或“言”“心”属于“实然”的现实具体性；另一方面，“志”“意”和“诗”又分别包含着“性”“心”和“言”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具体内涵。

　　由此，“诗”（“言”）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作为“性”之实然的“心”迹之所“存”；另一方面包含了“志”之具体化的“意”。于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在一定的情况下，心性教化问题可以转化为“诗”中之“意”、诗人之“志” 的问题，存心、养性的问题可以转化为“知言养气”“以意逆志”问题。由此，从诗教的角度出发，“存心养性”当中的“心”“性”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从诗教的层面来“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则存心养性也易于着手，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展开。含“意”之“诗”、存“心”之“言”，虽非道和天性之实体、本体所在，却是体现“志”与“性”的具体存在方式，要想将其全然泯灭，不仅不符合天道与人性，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因“言”以知“心”，以“意”来逆“志”，从“心”“意”之形迹入手养“心”之本“性”、求证“诗人之志”。在这个心性修养与教化过程中，“言”“诗”和“心”“意”正是孟子诗教的具体实践领域，是诗教展开的基础，也是“存心养性”的出发点。

　　不过，这些比较特殊的是“气”或“养气”的问题，对于“以意逆志”“存心养性”恰恰很关键。一方面，“志”为“气”之帅（《孟子·公孙丑上》），说明“志”高于“气”是孟子所谓“养气”的目标指向；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以意逆志”是“存心养性”的一种方式，其实也只有经由“养气”之生命化、具体化的修养过程，“养性”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诗”“言”“意”“心”属于“末”的层面，“志”与“性”属于“本”的层面；就道德伦理内涵而言是“诗”“意”“志”，就人性的自然构成而言是“言”“心”“性”。但总体而言，“诗”“意”“志”不是凭空而来的，道德、伦理不是自本自根的，而是“诗”“意”“志”在“言”“心”“性”中，道德、伦理在自然性（“天”）之中。因此，前者表现为“外”在道德伦理属性与习得技艺，后者为“内”在的人性自然基础。

　　因此，“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气”不仅是上述两个过程当中各自纵向的中介程序，是生命之本末、内外沟通而实现存心养性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是连接这两条教化进路的连通器，“气”是生命、现实生存的特征，“诗”“意”“志”、“言”“心”“性”及内外、本末，统一于以“气”为特征的士人个体生命的现实生存，统一于以“气”与“养气”的循环形式构成的士人生命仪轨——“气”不比“志”“性”更高，却具有一个超个体且具体可操作的自然性底盘——“养气”因此超越生命个体本身，将更加浩大的生命价值格局（“浩然之气”）包络并整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