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斌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放在嵌入性视角下进行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同时脱嵌于乡村与城市社会的特点，且“双重脱嵌”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留守经历导致新生代工人脱嵌于乡村社会，而这一主体性伴随其进入城市，导致其脱嵌于城市的劳动现场。双重脱嵌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持续不断的流动与漂泊状态，从而使得自为意义上的阶级形成面临重重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与“工厂政体”和“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两种工人阶级形成的解释逻辑展开了对话，指出工人阶级的形成还需要考虑具体历史情境下的重新嵌入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阶级形成；双重脱嵌；劳动表现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工厂，继承父业成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子女中，很多都具有留守经历。①实际上，从父母外出打工开始，农村留守儿童便已卷入了阶级再生产的过程中，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类似，他们向上流动的渠道非常狭窄，“做工”、成为新工人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周潇，2011a, 2011b；威利斯，2013)。借用波兰尼提出的“嵌入性”视角，本文将以作者在珠三角、广西、安徽等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考察留守经历所导致的新生代农民工同时脱嵌于乡村和城市社会的现象，以及“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表现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讨论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所可能具有的影响。

　　一、嵌入性视角下的阶级形成

　　(一)阶级形成的文化—社会因素

　　在马克思看来，劳工的根本属性乃是作为资本家—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产物，这是一种结构决定的视角，相对而言劳工主体性的生成过程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自然跨越尤其暗示了这一点(马克思，1961)。在马克思那里，这些主体性所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主体性，劳工属性以不言自明的形式存在：意识上的商品拜物教、市场参与中形式平等与自由等理念的获取，以及作为改造社会、埋葬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者，等等(谢国雄，1999；查克拉巴蒂，2005)。而汤普森对工人生活的人类学式的研究引入了阶级经历的概念来讨论阶级主体的生成，将理解工人阶级的视野带到日常生活和劳工主体世界中，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工人的生成(汤普森，2001)。既然工人的抗争行为并不是由生产结构所决定从而自然而然地产生，那么塑造工人主体性的社会背景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工人阶级的认同方式、行动逻辑与产生他们的社会背景有什么联系？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有何传承、又有何变化？自汤普森以后，从生活阅历与阶级经历讨论阶级形成的思路渐成风气(Sewell, 1980; 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Aminzade, 1993)，与着眼于劳动过程的理论进路构成分庭抗礼之势(Burawoy, 1979, 1985)。例如，在对工业化早期的西欧工人抗争的研究中，人们发现，是工匠等手工业工人而非工厂工人，在工人抗争中占据主导角色，“19世纪的工人运动诞生于手工工场，而非黑暗邪恶的工厂”(Sewell, 1980: 78)。随着商业资本的步步紧逼，手工业工人被迫进入到工厂中工作，但是他们随之也将手工业者的传统带入工厂中，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小店铺，但是他们依然集体控制着车间生产的各个方面(Aminzade, 1981: 11)。易言之，西欧工人及其抗争的行为，是脱身于其工匠传统的，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塑造了新式工厂中的劳工行为。

　　这一研究进路也影响到当代中国的劳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社会史影响的研究作品多将视角置于工人的社会生活中，同乡、行会、帮口等传统的认同与组织方式被纳入到工人阶级认同与行动逻辑的系谱上，劳工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中的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特征一起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Honig, 1986; Hershatter, 1993)，使得原本集中从政治传统角度所进行的工人研究有了较大的改变。裴宜理更是将工人行动主义的起源归结到前资本主义的认知方式，认为它们是工人行动主义的摇篮，一反将工人的认同分裂看成是工人行动与阶级形成的障碍的传统观点，并由此对“铁板一块”的阶级概念提出反思，在“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Perry, 1993: 239)的视野下，社会与文化情境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得到了呈现。

　　(二)阶级形成的嵌入视角

　　阶级形成的文化—社会视角背后彰显了另一个重要的传统：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关系。波兰尼指出，嵌入性与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作为价值第一来源的劳动行为，本身是嵌入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身上的，劳动过程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生存的“有机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波兰尼，2007: 140)。其次，经济系统是嵌入于社会系统的。在自发调节市场出现之前，所有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是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波兰尼，2007: 47)，这都体现了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统的从属关系。这些经济形态中大多数包含着市场制度，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是由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正如城镇作为市场的衍生物，不仅仅是市场的保护者，同时也是阻止它们向乡村扩张，防止它们侵蚀社会主要经济组织的手段，城镇既屏护了市场，又阻止了市场的发展(波兰尼，2007: 54)。即便是重商主义时期，“经济制度仍然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波兰尼，2007: 58)。“总市场”(One Big Market)是十分晚近的产物(波兰尼，2007: 62)。与“嵌入”相对应，“脱嵌”则指在土地、劳动力与自然的多重商品化之下，自律性市场的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系统脱离社会系统运行的状态。波兰尼认为这一自律性的市场从未彻底出现，但是自19世纪以来这一倾向愈演愈烈，确实给社会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不难发现，文化—社会视角下的阶级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和嵌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工人阶级形成总是与他们嵌入于某一文化和社会形态这一因素密切相关，塞维尔就曾指出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行动与其行会规则及纪律这种基本的“社会认识”之间的密切关系(Sewell, 1986)，卡兹尼尔森也曾讨论过居住社区与工人阶级认同之间的关系(Katznelson & Zolberg, 1986)。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发展又总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的角力过程，伴随着工厂的劳动规训与工人嵌入于原有社会体系中的劳作习惯之间的斗争。②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打造一个产业劳动力，“需要一个对各种工作习惯进行严酷的再造过程——这些工作习惯包括新的工作纪律、新的工作动机，以及使得这些动机得以生效的新的人性的再造”(Thompson, 1967: 57)。在欧洲，这一过程的进行并非易事；在美国，这种再造更是令资本家们颇感沮丧，因为他们不得不和一波又一波来自农民家庭背景的工人的前工业价值观以及工作习惯作战(Gutman, 1977)。

　　伴随劳动问题在中国社会的不断突出，学界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并呈现“从生产到生活”的转变(沈原，2006, 2011；熊易寒，2012；汪建华、孟泉，2013)。然而，大多数研究仍秉持劳动过程视角，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何生成不甚关注，尤其是很少关注构成新生代农民工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即留守经历所具有的作用。比较而言，“嵌入性”视角则提供了理解工人阶级形成的一条独特路径，通过强调工人阶级的生成过程及其社会背景，突出了卡兹尼尔森所谓“前资本主义或者前工业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政治体制、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吴清军，2006)。在这一理论透镜下，本文试图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成方式，尤其是其留守经历对于阶级形成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2006年以来笔者在珠三角佛山、中山和深圳等城市以及广西中部的南镇和安徽东部的新镇的田野调查。③主要调查经历包括：2006年6月在南镇村庄及三所小学的观察；2008年1月－4月在佛山和中山两市的参与观察与访谈；2013年1月－6月在深圳P区的田野调查；2012年11月－2013年2月以及2014年1月在新镇村庄及H中学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