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十分有力的解释和批判。但其在中国的实践为女性带来身心解放、争取社会权利、提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与困惑。对这些问题与困惑的思考，将我们重新引向对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的思考。

　　社会性别理论最根本的理论假设就是“女人和男人都是社会塑造的产物”，不存在由生物性所决定的性别气质。因此，社会性别理论号召打破性别刻板模式，塑造一种更有弹性的、平等的性别文化。但在推进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与决策的过程中，学者们提出的理由却是女性具有一种不同于男性的视角，具有母性特质、更爱好和平、热爱自然、善于理解他人、富于同情心、关怀弱者、其自律性与道德感更高，以及可以防止贪污与腐败等，并由此假设女性一旦参与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战争决策等将会彻底改变男性的专制作风。

　　这里的悖论体现在两个方面。如果性别完全是被社会塑造的产物，那么，那些从小被培养成为具有高竞争性、高成就动机的女性便很可能不具备合作、同情、宽容、理解他人的传统女性特质。相反，如果我们坚持女性参与的理由是其以包容、合作精神改变狭隘、竞争的体制，以多元价值观取代专一元价值，以感性自然滋润理性僵化，且这些是女性参与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便是在声明女性确实具有“本质性的存在”。

　　但是，性别身份是个体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存在标识，一个婴儿出生后最引人注意也最易被确认的就是性别。人的存在是将自己区别于他人又寻求归属的过程，性别便是既区分自我又建立归属的重要标识：一方面，性别身份将个体与异性区分开；另一方面，性别又将个体与同性群体相联系。但批判两性间生理差异导致社会性别角色与期待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女性发展的阻碍，并主张模糊性别，如反对给男孩、女孩起具有性别区分的名字，用不同颜色的被单包裹婴儿，目的都是为了弱化对性别的区别。这种为了反对、消除性别歧视而有意进行的性别模糊、性别弱化的做法给人们带来了相当的困扰。

　　类似于“文化认同危机”，在当代，许多人也面临着“性别认同危机”。现代社会越来越鼓励女人发展男性气质，也允许男人发展女性气质，所以两性在社会角色与行为取向上不再泾渭分明，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不仅不再对具有（与生理性别）相反性别气质的人施加压力，甚至越来越多的“中性人”成为年轻人追捧、模仿的对象。这一方面确实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性别文化导向也带来个体的性别认同危机。对于那些具有中性气质的人，他们更愿意认同哪一性别呢，这种认同对其影响又如何？例如，“女强人”们是否为自己不得不做女人而遗憾，或者是为自己已变得更像男人而骄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男性患有性功能障碍（ED）问题，这与男人的性别认同危机不能说毫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