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织业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产业，“棉纺织品也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商品，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上的争夺也尤为突出”。云贵地区的棉纺织原料及布匹“都仰给于外省”，机制洋纱的输入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洋纱冲击传统手工业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棉纺织业，英国洋纱在云贵最初仅用作花边，后用作织布所需的经纬线。1842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上海等五处口岸“贸易通商无碍”。此后，英国洋纱不断输入广州等地。1851年，两广客商将英国机制洋纱从广州转销至云贵，“初到安顺售卖时”，每箱价格约生银60两。安顺“本地机房购以织布，所成布匹较用土纱织成者为优，极受用户欢迎，销场遂日益扩大”。例如，咸丰以前，贵州省平坝县民众“自纺土纱织布”，同治以来“始则改用洋纱”。

　　咸同以前，云贵城乡居民使用土线织土布，几乎“全境所需布匹，都仰给于外省”。但是，“迨洋纱入口，织者遂不用土线，纺者亦因之而失业”。云南府以东及东北一带的民众“除了购买洋纱外，无力购买任何洋布。他们尽管很穷，但必须穿衣，而购买粗的进口纱在自己家里织成布，是他们蔽风寒的最便宜的方法”。由此可见，质优价廉的洋纱在云贵具有较大的发展市场，“当地用这种洋纱纺织的愈来愈多”。

　　云贵对洋纱的需求量极大，其中“外国棉纱之消费地，以云南省为最”。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在云贵的销量继续增加，“蒸蒸日上，销行愈广”。在贵州，“过去是从汉口和广西输入大量棉花的，而现在唯一的原料就是印度纱，不论经线和纬线都同样用印度纱纺成”。在大理的龙街，每逢辰日集市之时，每街销售洋纱、土布均有百余驮；狗街每当戌日集市之时，仍以洋纱、土布为大宗，与龙街一样。

　　此外，洋纱还对少数民族乡村造成了很大影响，如在苗族地区，随着英国棉纱、棉布的大量输入，“苗族农民衣料多改用洋布”。云南省德宏的景颇族原来“都自己植棉纺纱，近几十年来，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棉花的种植很快就绝迹了”。贵州的水族、苗族、布依族，“他们特别喜欢（兴义所产的）这种结实保暖的大布”。织带业产品有花带、板带、襁带（背肩带）、脚带等数种，其纱线原料原为妇女自纺，但是“自洋纱输入后，亦已逐渐改用洋纱”。

　　即使是村野农民的家庭织布，“亦必取用洋纱，手工纺纱遂尔消减矣”。在贵州省桐梓县，洋纱输入之前，“棉麻亦足敷用”，洋纱输入后，棉麻与洋纱相互掺杂，棉麻备受排挤，以致“日趋于薄，土花之韧棉无人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