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社会的影响已逐渐从器物向制度延伸。不论是在围棋界大获全胜的机器人，还是许多法院积极响应的“互联网+审判”模式，均反映出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同时，我国主流法学学者也大多提示，不能盲目依赖电子智能。

　　从电脑量刑到“智慧法院”

　　电子智能法律系统的首次应用是1981年D. 特曼和M. 皮特森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1993年，赵廷光在电脑量刑方面主持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十年后，淄川区法院根据区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设计出一套利用电脑和软件计算刑期的操作系统。该系统包括基层法院审理过的上千个刑事案件，并精确划分成100多种犯罪类型，还输入上千个案例供法官参考。2006年山东省推广淄川经验，普遍实行电脑量刑。

　　如今在建设网络强国的大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服务法官办案，服务人民群众。2016年4月，天津市河东区法院使用微信平台（针对案情证据比较简单、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进行庭审。12月，北京高院展示了智能研判系统——“睿法官”。它会提取一审案件信息和上诉状案件自动立案，法官只需进行确认操作。进入到二审阶段，“睿法官”会自动对案情进行初步“画像”，提供该案件的前审案件情况、当事人涉及的相关案件情况、全市法院办理的此类案件情况、法官本人曾办理过的此类案件情况等分析内容。与此同时，“睿法官”对一审判决书、上诉状等材料先期进行分析，识别出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相关要素及当事人上诉的理由。法官接到案件就可以结合上述信息，对识别出来的案情要素进行初步判断。电子智能的飞跃式进步，已经从一般问题向特殊领域发展，给司法带来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内含挑战。

　　司法工作与高新技术联合成必然趋势

　　第一，促进审判独立、维护司法公正。电子智能具有客观性、整合性的特点，可增加外界干预难度，利于抑制司法腐败。以“电脑量刑”为例，社会公众都有途径了解其工作原理，这样控、辩、审三方在法庭上会有方向性地积极参与到量刑过程中。

　　第二，提高审判效率、缓解法官压力。随着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诸多纠纷涌向法院。即使法官常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审理案件，仍不能缓解“案多人少”现象。而电子智能可以在立案大厅为群众提供更全面的司法服务，做基础的引导工作。同时，在大数据云服务的新模式下，电子智能可分析大量同类高发案件，总结出审判模式，并提供法条检索以及移动办公、待办事项提醒等附属功能，减轻司法人员负累，降低案件积压率。

　　第三，增强裁判统一性、减少畸轻畸重。我国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电子智能系统借助计算机语言形式，规范法官们的日常用语形式。其对先例的总结则集中了诸多法律人的智慧，明晰案件中值得考量的因素，提高了审判治理与类似案例作出类似判决的可能性。

　　第四，电子智能可以发挥在审判中的监控作用，增强司法的透明度。由于电子智能，科技审判法庭的设想得以实现。如今，通过各种网络系统，能有效展示多种证据。且庭审录像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确保了录影的完整性真实性，减少了司法神秘感，规范了司法人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