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学在里。”自戊戌变法到光宣新政，政治改革的设计者都将“会通中西”作为处理中学与西学的方法和目标。会通一词，首现于《周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司马迁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为基础，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治史主张。在其之后，宋代史学家郑樵在承继司马迁这一治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将“会通”作为治史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水不会于海，则为溢水。途不通于变，则为穷途”。明末西学东渐，徐光启、薛凤祚在历算领域提倡“中西会通”，徐光启上奏《历书总目表》，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需翻译”。至于会通方法，他主张“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薛凤祚受其影响，提出“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从治史到历算，会通成为对待思想文化的方法，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海禁大开后，会通精神与经世致用结合，在清末制度变革中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权舆

　　1896年6月，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作《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奏折中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他建议将正科和经济科合并为一科，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以此“泯中西之界限， 化新旧之权舆”。康有为深受经世之学的影响，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在经术上，康有为先后发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梁启超说，康有为的改制有着政治革命的意味，因而喜言“通三统”、“张三世”，其政治上“维新变法”的主张，实本于此。在政论上，康有为以“择法日俄，以定国是”为维新变法的基本纲领，向光绪帝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在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作《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康有为引古证今，以《春秋》《公羊》为理据，建言“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其政治思想既有对君主制的坚持，又有对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的探索，还有对西方议会、日本宪制的钦慕。

　　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讲求公法会通（《实理公法全书》），认为救人道之苦必求大同之道（《大同书》），承公羊三世之说，述孔子改制之意，参酌列国政制，以日为师。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其失败的原因很多，在经术上，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著述不仅饱受革命阵营的章太炎的攻讦，即使是他的学生梁启超也颇有微词，辟公羊而采汉宋之学的张之洞更是斥其为佥壬邪说。在政论上，康有为变法激进，忽视了择法日本的复杂性，或操之过急，或失之过重，遭到了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攻讦镇压。

　　张之洞：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1898年，张之洞刊行《劝学篇》。他在《抱冰堂弟子记》回忆了写作该书的缘由，“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既反对士大夫之顽固，又暗攻维新变法之激进，于是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旨，力求稳健变法以挽狂澜于既倒。在《劝学篇·会通》中，张之洞认为，由于不观中西会通，中西两学互相訾謷，或自塞，或自欺，或自扰。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气所守。那么，如何观其会通呢？张之洞认为，应该“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这一会通方法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西法以弥补中法之不足。

　　《劝学篇》得到改革皇帝光绪的称许，认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于是很快流布朝野，举国以为至言。从“朝上封奏，夕发弹章”的清流健将，到“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洋务殿军，再到布施新政以图力挽狂澜的顾命大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改制思想一直没有改变。他通晓学务、变革学制，先变湖北后变全国，仿日本之学制，循“中体”之精神。“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归于纯正。”与学制变革一样，张之洞参与的经济、军事、法制等逐项变革也都遵循“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劝学篇》的“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江楚会奏》的“遵旨筹议”，中体西用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