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教授乔尔·S. 米格代尔于1988年完成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关系及国家能力》面世以来，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其在建设性反思国家回归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从社会变迁的视野考察国家能力。然而，该书在“解”开国家能力之谜时，却带来了诸多新“结”。

　　首先是“千国一面”。米格代尔将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强国家与弱国家。这种研究路径尽管揭示了国家能力真实的一面，却以二分法遮蔽了国家属性的差异。然而，国家属性差异对于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为何大量学者从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目的出发，构造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学。例如，道格拉斯·C. 诺斯等人提出的“自然国家”和“权利开放型国家”，戴维·瓦尔德纳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查默斯·约翰逊的“发展型国家”，阿图尔·科利的“新世袭性国家”、“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分散性多阶级国家”，等等。遗漏国家属性这一关键变量，而建立碎片化的社会与国家能力之间的机制显然在逻辑上不够严密。而在案例选择上，尽管米格代尔表示挑选的个案“差异很大”，但在这些差异中，却忽略了国家本身的属性对于塑造其国家能力的重要作用，或者说避开了这一问题。由此，当国家的属性变量无法排除时，国家能力到底是受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的影响，还是受国家属性影响，抑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影响，就成为该书引发的新问题。

　　其次是“权力迷思”。这一点与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研究有关。曼认为，社会权力包含两个维度：分配性和集体性，前者是一种零和博弈，后者是推动集体行动与社会合作。在大多数社会关系中，这两方面“同时运作，相互交织”。基于此，迈克尔·曼认为国家权力包含了两个维度：专制性和基础性，前者是国家精英对于公民社会的分配性权力，后者是中央国家渗透自身领土和程序化地履行决定的制度化能力，是一种集体性权力。米格代尔在书中表示，国家的社会控制意味着“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为都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社会控制是权力，或更精确地说是迈克尔·曼所谓的基础性权力。国家增长的权力包含并基于国家增长的社会控制”。然而，如果仔细辨析，米格尔代书中所谓的“社会控制”并非是基础性权力。更进一步言之，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社会控制其实是专制性权力，并且是国家能力增长的基础。在进行理论构建时，米格代尔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在那些国家领导人追求国家强势地位时面临巨大障碍的国家中，社会环境中持续存在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争夺社会生活该如何组织的结构性冲突”。据此逻辑，国家能力问题其实就在于强人和国家争夺社会控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控制实际上是一种零和博弈。这样的社会控制权实际上是固定的，只能由一方来掌握，另一方必定是有所失。

　　最后是“建国之惑”，即那些原来的殖民地到底是如何建立国家的。对此，米格代尔并没有详细说明，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到了英国的殖民遗产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冲击了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秩序，削弱了社会控制。在这种条件下，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控制所使用的手段，会对此后殖民地国家的国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但是历史制度主义不仅仅强调路径依赖，同时也强调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体现在出现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时，众多偶然事件汇聚所产生的偶然后果。按照小威廉·H. 休厄尔的观点，这就是事件性时间性（eventful temporality）。“事件性时间性承认历史中事件的效力。社会生活可能会被认为是由无数事情或者社会行动中人与群体的交往组成。构成了人群身处的社会的结构，限制或允许他们的行动……事件应该说是事情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罕有一类。所以，事件性时间性是考虑了由事件引发的结构转型概念。”对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并建立国家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关键节点。这样一个关键节点，需要特别思考的是建构的方式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或者组织在主导建国。不同的建构方式、不同的组织力量的汇聚会对国家类型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所阐明的，尽管法国、俄国和中国都发生了类似的社会革命，产生了更加强大、更加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国家的类型却大不相同：法国是“现代国家大厦”的诞生，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出现，中国则是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的兴起。因此，米格代尔略过对国家建构方式及路径的分析来探讨国家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局限。

　　时至今日，米格代尔所提出的国家能力问题依然困扰着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因缺乏国家能力而身陷政治衰败的泥沼中无法自拔，也因国家能力的缺乏而导致社会经济变革的停滞和失败。破解米格代尔引发的学术之“结”，或许能为探寻提升国家能力之道提供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